“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在轮椅上度过半生。“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年的12月31日，作家史铁生去世。《我与地坛》《病隙碎笔》……他体验着生命的苦难，却照亮别人的内心。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1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2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她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她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3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去。小院儿在一个大院儿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儿，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4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儿里只有那棵树。
院儿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周国平：中国最有灵魂的作家
我简要地说一说我心目中史铁生的价值，这个价值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他是中国当代最有灵魂的作家。我从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谈起。铁生爱想问题，作品有精神深度，这好像是大家都承认的。他何以能如此？常常听人说，是因为残疾，他被困在轮椅上，除了想问题做不了别的了。这样解读铁生实在太肤浅了。我要问一句：中国残疾人多的是，像他这样想问题的还有谁？再补充问一句：不残疾而像他想得这么深的又还有谁？可见事情的实质和残疾不残疾无关。
铁生双腿残疾，后来还双肾衰竭，他有一个太糟糕的身体。然而，无论见其人，还是读其文，我相信人们都会有一个感觉：铁生的生命真是太健康了。健康的生命，第一元气充沛，富有活力，单纯，开朗，第二善于同感，富有同情心，平等，善良。铁生就是这样，身体的疾患没有给他的生命带来一丝悲苦和阴郁，这样的一个生命，岂不正因为身体的疾患而更证明了它的超级健康？
由此可见，肉体和生命是两回事。这个与肉体有别的生命，我称之为内在生命，通常的名称叫灵魂。我想说的是，铁生之所以是铁生，如果要找原因，乃是因为他有一个品质极好的灵魂，而这很可能是上天给的。这个灵魂投进某个凡胎，来到人世间历练，不管那个凡胎的体质和遭遇如何，它的卓越品质是一定会显现出来的。
当然，人人都有一个灵魂，但是，人与人之间灵魂的强度是有区别的。铁生有一个强大的灵魂。灵魂强大的征兆是什么？是灵魂中的困惑和为之寻求解答的勇气。一个灵魂来到人世间，处在灵与肉、生与死、爱与孤独、自我与世界、沉沦与超越的矛盾之中，怎么会没有困惑呢。有灵魂者必有问题。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说到底都是要在人的基本困境中寻求拯救之道。
铁生去世前不久，在我参与的一次访谈中，铁生说：“写作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开始写作时往往带有模仿的意思，等你写到一定程度了，你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写作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铁生的写作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这意味着，对于他来说，写作与灵魂生活是完全合一的。大多数作家是没有自己的问题的，写作与灵魂生活不搭界，因此一辈子处在模仿阶段，一辈子是一个习作者。
铁生爱想问题，想得很深，他想的是人生的大问题。他想这些问题，残疾只是一个触因，他很快就超越一己的遭遇而悟到了人生的根本困境，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之进行思考。一个人能够真切地把人类共同的问题完完全全感受为他自己的问题，这确证了灵魂的强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铁生的那种无师自通的哲学悟性，那种浑然天成的宗教情怀，几乎是一个例外。
我在这里谈的是铁生作品的精神价值。关于文学价值，那是另一个话题，我仅提示两点，可以借用他强调并且实践的两个概念来概括。一是印象，文学是写印象的，不是写记忆的，他以此使文学的根基从外在生活回归为丰富的内在生活的真实。二是务虚，文学是务虚的，不是务实的，他以此使文学的使命从反映现实回归为广阔的可能世界的研究。这两点都是对长久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颠覆。他的识见正暗合现代哲学从实在论向现象学的转折，以及现代文学艺术中的相应趋势。多么草根的铁生，其实又是多么现代。
最后，我想说出一个我自己真心认为、但无须别人赞同的看法：铁生是中国当代唯一可以称作伟大的作家，他代表了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倘若没有铁生，中国当代文学将是另一种面貌，会有重大缺陷。在这个灵魂缺席的时代，我们有铁生，我们真幸运！
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史铁生《消逝的钟声》
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史铁生《命若琴弦》
这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无论局限于哪一种都会损害生命的自由。——史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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