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治白癜风的正规医院 http://www.baidianfeng51.cn/baidianfengzixun/wuliliaofa/294.html一个人儿时生活过的地方，在以后的岁月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这个人的眼前。有时是因为听到了一句方言，有时是闻到了一种气味，有时则是在梦中看见被包裹了很多层伪装的景象。最近一段时间，在清晨半睡半醒的一刻，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住过的地方时常会冷不丁冒出来，浮现在我的眼前。彷佛我突然飞到了高空，俯视着那片熟悉的街区，和曾经在那儿生活的我和街坊邻居。大河下96号是我奶奶家的门牌号码。“大河下”的路名是因为京杭大运河就在不远的地方，小时候我曾和邻家孩子一起去河里游泳，但我们把它叫“城河”。城河附近有一个小公园叫横河公园，离奶奶家步行大约五分钟。记得公园里有一座小山，山顶上有一个小凉亭，山坡上种了很多树，有几棵是合欢树，夏天开出毛茸茸的粉红色花球，非常好看。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大河下96号和奶奶一起度过的。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林批孔、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片刻的停息。虽然我还年幼，生活在奶奶为我制造的蜜罐里，家人也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但却亲眼目睹了不少邻居家庭的变故，当时感觉迷迷糊糊，现在回忆起来却感到沉重。
我们住的这个居民区，大部分都是私屋平房，每一家各自独立。但也有几座比较特别的公房。一座是巨大的四层楼洋房，是浙江省财政厅的宿舍，里面大约住了二十几户人家，二楼以上的都有阳台。还有两座是杭州典型的“墙门”，有点象北京的四合院，四面有很高的围墙，中间有巨大的天井（公共区域），包含一口水井，三面都是房间，房间后面还有小片空间做院子。这两个墙门紧邻着，门牌号码分别是大河下号和号。听说解放前每个墙门只属于一户人家，但显然后来被国家没收，再作安排，因此号里面住了四户人家（张、祝、金、陈），号里面也住了四户人家（姚、陈、朱、方）。我的小学同学中，有一位住在号，有两位住在号。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今天到你家，明天到我家，所以对两个墙门里的人家也有不少了解。有意思的是，原来墙门的设计是为了保护隐私，只要把大门一关，四面封闭，别人根本看不见其中发生的事。但因为已经充公，所以其大门在白天一直敞开，而且墙门里面的井水也供附近的所有居民使用（那时还没有安装自来水，每家有一个大水缸），不再有隐私可言。
奶奶的房子坐落在财政厅宿舍的前面（南面）和号墙门的右边（东面），中间隔了两个邻居的平房。奶奶房子的左边（东面）隔一道围墙，就是我就读的大学路小学。在房子改建的时候，奶奶别出心裁地在房子的北墙中加开了一个后门，所以从后门出去，就到了财政厅宿舍前面的一片空地，是很多住户的孩子们共同玩耍的地方。我也因此结识了很多住在洋房里的孩子，其中有四个女孩和我上同一个小学，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也经常来往于彼此的家中，可谓熟门熟路。夏天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玩“躲猫猫”的游戏，或者讲一些鬼怪的故事；冬天的时候一起踢毽子、跳绳、跳橡皮筋，很开心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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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家和祝家的故事住在号的金姓人家里共有五口人，父母温文尔雅，三个子女都长得眉清目秀。老大是男孩，叫金思，也许比我大很多，已经毕业去外地工作了，我记忆中只见过他几面而已。二女儿金兰，是个典雅大方的美人，但她起码大我十岁，所以没有在一起玩过。和我最熟识的是小女儿金慧，比我大三四岁，但差不多每天都会在一起玩上一会儿，有时候下五子棋，有时候下军棋，有时一起跳“房蹲”。小慧的五官长得精致好看，鼻梁挺拔，眼窝深陷，双目黑漆漆水灵灵的。她很喜欢说话，性格开朗，也有组织能力，记忆中好多个夏天的晚上都是她指挥我们一帮小孩一起玩各种各样的群体游戏，不亦乐乎，说她是个“孩子王”应该不为过。在她家玩的时候我偶尔也见到她的父母，听说都是在省机关工作的。我觉得小慧的长相就是她父亲的翻版，她姐姐则更像她母亲。杭州的夏天非常热，记得有一次看到她母亲在家里只穿了一件白色的汗背心，感觉有点惊讶（因为当时大家都穿得保守，再热也起码穿运动衫）。还有一次，小慧从她母亲卧室的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口红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口红，也吃了一惊（那可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也有点向往。我很喜欢小慧，也非常高兴成为她的亲密朋友。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持续了几年。有一天半夜我还在睡梦中，奶奶突然起床，说她要出去一下，我点点头就又昏睡过去了。第二天早上问奶奶，才知道昨晚小慧的父亲在横河公园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上吊自杀了，奶奶和另外几个邻居陪小慧的妈妈一起把他抬回了家。我听了彷佛天打五雷轰，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同时开始为小慧和其家人担心。那一段时间，爱说爱笑的小慧完全象换了一个人，见面也不理人，而且也不再当孩子王了。我睡觉时开始做噩梦，记得最清楚地就是被带电的恶魔追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惊醒。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小慧她父亲为什么自杀，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她哥哥那些天回家来帮助料理丧事，陪母亲和妹妹住了些日子。后来听说对她父亲的判决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小慧一家人从此沉默，和邻居也不相往来了。
小慧家隔壁的邻居姓祝，感觉比较神秘。家里好像只有母子二人，母亲平时基本闭门不出，儿子的年龄比小慧的姐姐稍大，每天都能看见他进出号墙门，有时我去打井水，也偶尔看见他出入家门。这位祝姓男子沉默寡言，眼睛有点斜视，基本不正眼看人，浑身笼罩着一层阴森抑郁的气息。
有趣的是，有一年夏天，他们家来了一位小客人，是个小女孩，一口京腔。我忘了女孩的名字，只记得她留着童花头，皮肤很光滑，细长的眼睛，特别能说会道。我们在一起玩了几次，感觉很投缘，她就带我到她姥姥家去了。杭州人一般叫外婆、外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姥姥、姥爷这两个词，很有新鲜感。我走进祝家大门，先和她那个不苟言笑的姥姥打了招呼，才发现姥姥也是一口京腔。再环顾客厅，看到满墙满墙的书，大为惊讶。我还看见玻璃茶几上放着不少杂志，有的还摊开着，拿起来一看，竟然全是外文！我当然看不懂，但感觉到有一个新的世界在我面前打开了，好神奇。
可惜小女孩过完暑假就回北京了，我们从此再无缘相见。后来听大人说其实这个号墙门原先全是祝家的，后来被政府收归国有，安置了外人入住，但他们拥有的房间数量还是最多的。我听了有点唏嘘，怪不得祝姨妈闭门不出，她实在是想依然沉浸在往日的情景（就是书本也好）中而避开残酷的现实啊。
虽然祝家与金家是紧邻，两家却彼此完全不相往来。小慧的父亲去世之后，只有三位女性在家里生活。当奶奶告诉我祝姓男子被街道警察局拘留的时候，我又吓了一跳。邻里的传言是，他多次在小慧姐姐洗澡的时候进行偷窥，后来有一次被当场抓住，小慧妈妈就报告了警察。这件事情让我难过了很久，为涉及到的所有人难过，特别是小慧的姐姐。
此事发生后不到一年，小慧一家就搬走了。我之后去过一次她们的新家，但是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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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的故事虽然奶奶的隔壁邻居一家姓罗，但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这一家的邵姓母亲，因为她经常和我说话，有时也给我东西吃。我们叫她邵妈妈。邵妈妈五官端正，个子高挑，在南方女子里面特别显得出众。她有三个孩子，二子一女，年龄都比我大十岁以上。两个儿子长得象她，挺拔英俊，小女儿名叫爱香，她继承了其父的特点，个子矮小，眉目不清。这一家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常常有吵架的声音传出来。有时候奶奶过去劝架，我也会跟过去，看到的情况基本上每次都是老爸喝得烂醉，满脸通红，在那儿骂骂咧咧，指着手把每个人都骂一遍。严重的时候甚至动手打人。很明显，几个孩子都很害怕，但既不敢还口也不敢还手。邵妈妈看上去也总是很委屈无助的样子。我那时还不知道“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成语，现在想来，以此来形容邵妈妈和罗爸爸的关系，实在是太贴切了。
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还只有四五岁，但却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一个夜晚，从我家旁边的那个小学里，由红卫兵在大喇叭里宣读毛主席“最高指示”的时候宣布的。记得当时我的表姐表哥（都比我大十多岁）听见这个消息都十分激动；后来他们俩都报名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准备开辟北大荒。罗家的几个孩子也同样激动，就连刚上初中的爱香也跃跃欲试。到最后，大儿子被选中去参军，在部队里当文职人员；二儿子选择了去宁夏插队，小女儿也决绝地去了北方的一个农村插队。我隐约记得奶奶和我说为什么爱香年纪这么小也要上山下乡，是因为她觉得呆在家里太憋屈了，每天受到酒醉父亲的打骂，还不如到广阔天地里去找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就这样，三个孩子几乎在差不多时间里全部离开杭州，只剩下两位老人留守家中。
家里虽然冷清了许多，但是罗爸的alcoholism丝毫不减，只是现在受气的只有邵妈妈一个人了，我们不再过去劝架。大约两年后，在部队参军的大儿子复员回家了，被安排在杭州解放路上的一个单位上班。奇怪的是，他回家之后，还是每天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只是没有领章帽徽而已。吃晚饭老爸发酒疯的时候，他会很严肃地教训老爸，给他念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之类的。渐渐的，吵架不再是常事了。
又过了几年，罗爸因为肝癌去世，二儿子和爱香回家来奔丧。邵妈妈和爱香抱成一团，大哭了一场，眼睛红肿。可以看得出，母女俩的感情深厚。我这时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觉得可以和她们聊一聊，就主动让爱香说说她上山下乡的故事。爱香此时已经戴上了黑边眼镜，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了。她一说到自己插队的地方，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我得知，她在乡村小学当老师，教孩子们语文、算术，很喜欢那里的孩子，也很有成就感。我为她高兴，心想也许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杭州了。我们几个邻居后来在一起吃饭，她说看看每个人拿筷子的手，如果手放在靠筷子头一边的话，那么这个人以后就会离家近；但如果手更靠近筷子顶端的话，以后就会离家远。我本来就不太会拿筷子（别人常常取笑我），为了更容易夹住食物，当然把手放在更靠近筷头，大家就说我以后不会去农村插队（谁也不会想到多年后我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定居）。
过了几天爱香就回北方农村了，从此再没有回来。听邵妈妈说，她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结婚成家、扎根落户了（当时大部分知青都在想办法返城）。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全国人民戴孝，大家都在右臂上挂了黑布，大约持续了一周时间。但奇怪的是，邵妈妈的大儿子在之后的每一天里，都在他的军装右臂的衣袖上挂着这块黑布，而且脚上还穿起了黑色长筒靴，一年四季每天一样的装束上班下班。有一次我在解放路上看见他，直觉得他是一道奇特的风景。有一次我问奶奶，才知道他在部队的时候一开始表现极好，领导要提拔他，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和女兵有关的事，大脑受了刺激，就开始神经失常了。这也是他为什么那么快就被退伍的原因。我估计他的病是日渐严重的，到后来连自己生活的时代都完全没有意识。他在家里也很少与邵妈妈讲话，经常就是自顾自听着收音机。偶尔和他讲话，开口闭口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怎么，好像还在部队生活，沉湎于那一段自己昔日最荣光的岁月之中。
邵妈妈在年得胃癌去世，死的时候已经皮包骨头。二儿子回家给母亲办丧事，言谈中得知他从宁夏参加高考，考上了江西的某个大学，已经上学一年了。他还是瘦瘦高高，进屋门都得弯腰。但脸上多了一副银边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我想邵奶奶心里应该是为这个儿子和爱香自豪的，虽然他们没有陪伴在她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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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的故事在财政厅宿舍的人家中，我最熟悉的是马珍一家。马珍和我上同一个小学，但比我高两级。她是学校有名的美女，每次西哈努克亲王来杭州访问，全杭州的小学生派一个代表去献花，都是派她去的。她有一双大眼睛，黑黑亮亮的，笑起来两个小酒窝，两条长辫子也很醒目。马珍的性格开朗外向，伶牙俐齿，虽是家里的老三，却总是摆出一副大姐姐的样子，喜欢给比她小的孩子过家家、梳妆打扮。她有一个哥哥（马兵）、一个姐姐（马萍）、和一个弟弟（马红卫）。记得她总是说，她要是有个妹妹就好了，可以由她打扮，穿衣、戴帽、梳不同的发型，多好玩啊。弟弟是她的跟屁虫，比她小五岁，也整天和我们一帮女孩子在一起玩。她家在二楼，阳台几乎正对着我家的后门，不用下楼就可以直接和我说话。有时我也上她家去玩，但更多的是她和弟弟来我家。有一段时间她教我们打扑克（升级），让我们上瘾了几个月。有一次我爸来奶奶家，看到我和几个小孩竟然在打牌，非常生气，警告我不要浪费时间，我们才算停止了。
马珍之所以有大姐姐的样子，是因为她的哥哥姐姐都比她大很多岁，已经不在家居住（一个去当兵，一个去插队）。家里只有她、妈妈、和弟弟三个人。她的父亲是革命老干部，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级别很高（12级）。听说他平时在绍兴上班（可能是省财政厅派下去的），逢年过节才回家探亲。虽然她爸并不常回来，但一回来一定是声势浩大的，因为有专门的吉普车接送，还有警卫员随行。那时自行车都是稀罕货，算是三大件中的一件，另外两件是手表和缝纫机。所以当吉普车开进我们那条小巷的时候，邻居们都会出来瞧一瞧，有的小孩还会恳请司机让他们爬上去按几下汽车喇叭。我看见他父亲从车里出来，穿着军服，但没有领章帽徽。左眼的部位没有瞳孔，右眼正常。警卫跟在后面，拎着大包小包送到楼上。那是马珍的妈妈最幸福的时刻，她块头很大，嗓门更大，就是在楼下，都能听到她一口响亮的苏北话。
听他父亲的口音，应该是山东人。据说解放前有很多山东男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后来部队南下，就驻扎下来了。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家乡已经成了亲，但到了南方后，就毅然抛弃了原配，重新找了南方姑娘结婚生子。我不知道马爸爸是否也在此列，但从他和马妈妈的年龄差异来看，似乎有点端倪。他和家人两地分居的情况持续了有近二十年，到我离开大河下96号的时候还是如此。
可惜的是，这一片街区在年全部拆除。之后若干座高楼在此拔地而起，给更多的居民提供住宅。原先的老居民都被拆迁到不同的地方，从此不再相见。有时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是抹煞记忆的地方，即使回到杭州，除了西湖以及周边的景区，别的地方几乎都已面目全非，常常让我产生一种回不去故乡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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