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色彩——纪念知青作家史铁生史铁生传作者：王心予薛辰瑞张翊轩一
“我生于95年月4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奶奶说：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雪。母亲说：你生下来可真瘦，护士抱给我看，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你是从哪儿来的？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窗户发白了。父亲便翻开日历，教给我：这是年。这是月。这是日。这一天，对啦，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我说过了，我生于95年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地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童年的史铁生与父母亲
“我的第一位堂兄出生时，有位粗通阴阳的亲戚算得这一年五行缺铁，所以史家这一辈男性的名中都跟着有了一个铁字。堂兄弟们现在都活得健康，唯我七病八歪终于还是缺铁，每日口服针注，勉强保持住铁的入耗平衡。好在“铁”之后父母为我选择了“生”字，当初一定也未经意，现在看看倒像是我屡病不死的保佑。”
以上两段先后摘于《务虚笔记》和《病隙碎笔》。清楚明白地解释了史铁生的生日与姓名。
米兰昆德拉曾说：“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他就越真实存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成了自由而没有意义。”
史铁生在《合欢树》里写到：“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里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啊？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和死亡。轻，最是可怕。”他把轻和重分得如此明细，是因为他的生命太重。那重量不是三毛失去荷西的重，不是老舍一步步走向太平湖的重，不是《末代皇帝》里溥仪无法走出城墙摔死小老鼠的重。这重太过纯粹，不为爱情，信仰，追求。只是上帝和你开了个玩笑，原因结果他一手操纵。绝望就这么重重地砸下来，重到了毁灭后半生的程度。
他的照片大多都是只有上半身，从茂盛的黑发偏分到稀少黑棕色的碎发胡乱贴在头上，不变的是一副细边黑框大眼镜罩着那双眼角微微下垂的小眼睛，一件衬衫或是80年代运动衫竖起来的领子裹着那粗粗圆圆的脖子。他总是在笑，笑出了法令纹，笑出了苹果肌，笑出了双下巴，一副憨态。而眼睛，却始终是有光芒的。体态丰盈，满面慈祥。但这样的一个人，却永远坐在了那一方轮椅上。“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他盼了一生的这一切都不属于他，那一双残腿，榨干了他。上帝不想让他死，所以给了他一杆笔。他握紧笔，开启写作的零度。
他职业在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是史铁生。
二“你也是插队的”
“你也是？”
“你哪届？”
“老初二。你呢？”
“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
“陕北。你哪儿？”
“我内蒙。”
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
这是史铁生在《我二十一岁那年》的记载，或许那是他生活的结束点，但是文人史铁生的起点，就从插队开始。
年，是去插队的那一年，史铁生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像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像大串联。我最愿意大家这么在一块儿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什么事。”火车开动的时候他一定从来没有过食指写《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的感觉，毕竟他是自愿去的。就像电影《狼图腾》中的第一幕，满屏的红色公交车，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整个汽车站闹哄哄的，没人理会你是不舍还是兴奋，因为所有人都一样，闹哄哄的。陈阵坐上公交车，把脑袋探出窗户，招手告别，画外音说着“我终于离开了北京。”或许史铁生也像陈阵一样，那时他还太小，正直青春年少，励志报效祖国甚至幻想降妖除魔。火车开动，他没有一点悲伤，竟还有点兴奋。兴奋什么呢？是对于未知未来的悸动，还是预告这将会是改变整个人生轨迹的时刻呢？
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嘻嘻哈哈，感觉像是去旅游。未来不过是浪漫诗意中的几分艰险。不能消沉，不能学坏，不能无所作为，不能抽烟，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那时的他们个个都以为自己是崇高豪迈的剑仙，走遍万水千山搁置那无处安放的青春，十七岁的狂妄中，容忍不了现实，容忍不了小情怀。
第二年，打破了抽烟的戒律。对爱情的反动无论强大与否，不过是一股逆流，慢慢地，开始唱黄歌，谈情说爱。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对于那些老三届，上山下乡的印象无非是豪情与沮丧，责任与失落，苦难与磨练，忠勇与迷茫，深切怀念与不堪回首，悔与不悔。火车开动时还是有无尽的哭闹声，上与下的地方也不过是山和乡，又谈何美好？因为史铁生在“我”中找到了“我们”。“我们”和“他们”与所有的反义词一样始终将对立的。如果“我们”是正，那“他们”就是负，并无对错。而“我”是介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灰色地带，如空气一般徘徊不定。在“我”的个体心中，正与负便有了偏向性。“我”要加入“我们”而非“他们”。
在文革的时候，史铁生曾和一群红卫兵砸过一位“反动学术权威”的家，正当自己以为在排除异己之时，楼道内有人大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几个同学泱泱离去，史铁生就在这个行列之中。我从未走入过“我们”，差一点变成了“他们”。插队时，大家都变成了“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教书，一起抽烟，一起喝酒。正如一个形影相吊的孤狼忽然找到了族群，美好的是那突然而来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就像那些滚团扑火的蚂蚁，齐心协力。这种心理中没有善恶，忠与不忠，对与错的分辨，要的只有对自尊心的认同。
“我曾亲眼见一个人跳上台去，喊：‘我就是混蛋！’于是赢来一阵犹豫的掌声。是呀，该不该给一个混蛋喝彩呢？也许可以给一点吧，既然他已经在承认是蛋的一刻孵化成混。不过当时我的心里只有沮丧，感到前途无比暗淡。我想成为‘我们’，死也不想是‘他们’。所以我现在常想，那时要有人把皮带塞给我，说现在到了你决定做‘我们’还是做‘他们’的时候了，我会怎样？老实说，凭我的胆识，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把那皮带攥出汗来，举而又怯，但终于不敢不抡下去的——在那一刻孵化成混。”
再想一想，如果是一群人跳上台去，喊：“我们就是混蛋！”那大家一定对他们的坦白和勇气而大为赞叹。或许有时法不责众就是这样的意思。两人成双，三人成帮，百人成军，千人成国，这个规律亘古不变。秦二世之时，如果陈涉不遇吴广，没了函谷举，又怎能坐上那檀木龙椅。楚汉之争时，如果刘邦不遇张良，没了四面楚歌，又怎么会有项羽宁死不过江东。如果拿破仑三世之时，毕沙罗不见莫奈，雷诺阿，或许就没有印象派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没有“我们”，就好比一永远生不出二，整个世界在0-间徘徊，在无和有之间纠结，那是永远冲不出的枷锁。就算是一心一意，最深层的也是一种顽固，限制的感知。
杨绛先生曾写《我们仨》，整本小书，洋洋洒洒0万字，讲的不过是“我们”。杨先生和钱先生和女儿，再苦再痛也温馨，杨先生在最后写“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杨先生不再写了，因为“我们”又变成了“我”，一个人的生活，好的坏的都自己承受，没什么好赘述的。
无论我们被世俗的烟火熏染多久，被浑浊的世态浸泡多深，心灵深处始终有一处最洁净的角落，永远如初时美好。而插队的日子，就是那片角落。巴门尼德把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他把光明，优雅，温暖，存在称为积极的，黑暗，粗俗，寒冷，非存在消极的。轻为积极，重为消极。既然如此，美好是积极的，是轻的，因为负担的完全消失而变得没有意义。所以现实终要将这一切打压。
史铁生在关家庄插队放牛
年，4月因腰腿病返京治病，6月回村，生产队关照让其担任饲养员，放牛喂牛。
97年，9月史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
是什么造成了腿疾不得而知，他的插队生活无疾而终。
三史铁生2岁那年，医院神经内科0号。对医学对命运都不太了解的他，并不知道脊髓上生病是多麻烦的事，想着三个月后就出院。三个月后，病反而更严重了，住进了七号病房。一整个冬天过去，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制地萎缩，拄着拐杖都走不进院子里了。史铁生开始读书，到最后，连读书的兴致都没有了。他也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神地向神灵许过愿。
春天来了，小花园桃红柳绿。“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他现在也只有拨开小窗看看窗外了。
那时的史铁生已经无事可做，人在最枯燥的时候思维其实是最活跃的。
“‘我’在哪儿？在一个个躯体里，在与他人的交流里，在对世界的思考与梦想里，在对一棵小草的察看和对神秘的猜想里，在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眺望、在终于不能不与神的交谈之中。
正如浪与水。我写过：浪是水，浪消失了，水还在。浪是水的形式，水的消息，是水的欲望和表达。浪活着，是水，浪死了，还是水。水是浪的根据，浪的归宿，水是浪的无穷与永恒。
所有的消息都在流传，各种各样的角色一个不少，惟时代的装束不同，尘世的姓名有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消息的传达与继续，所有的消息连接起来，便是历史，便是宇宙不灭的热情。一个人就像一个脑细胞，沟通起来就有了思想，储存起来就有了传统。在这人间的图书馆或信息库存里，所有的消息都死过，所有的消息都活着，往日在等待另一些“我”来继续，那样便有了未来。死不过是某一个信号的中断，它“轻轻地走”，正如它还会“轻轻地来”。更换一台机器吧——有时侯不得不这样，但把消息拷贝下来，重新安装进新的生命，继续，和继续的继续。”
史铁生如是说。
那时的史铁生认识了王主任和张护士长，这两个老太太，一次又一次地从死神门前把史铁生抢回来。那时的他或许有过轻生的念头，但不知为何放弃了。
史铁生几乎住过了-0号除了号2号ICU之外的所有病房。住在四号时，同房的一个七岁男孩，在扒着卡车的尾巴威风凛凛地兜风的时候，失手掉了下来，四肢肌肉开始萎缩。病友们总是问怎么伤的，他说因为淘气。他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努力得到宽容和谅解。但除了他谁都知道，他的伤在脊髓上，永远不可逆。“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确是不被原谅的。”或许住院的这段时间，他和史铁生都一样，活在自己的童话里。自己一厢情愿创造出一个莫须有的世界，什么三个月康复，然后出院。直到那个确凿的冰冷的判决，你站不起来了，那时的期盼迷茫恐惧都没有了，是痛苦，或许还有懊悔。童话结束了，童话的脆弱不在于太美好，而在于现实太不美好。上帝为锤炼生命，又布设下了一个残酷的谜语。
史铁生住在六号时，讲到过一对情侣，四十多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因为一场医疗事故瘫痪了，女的等他病好，没等到；等他同意和她结婚，也没等到。男的希望她离开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女的只是一直等。就这样，僵持了十几年。但他们最后还是分开了。爱如禅，不能说，一说就错。两人痴迷地在自己的童话中坚持着，一戳就破的童话，结局留下了一个残酷却更诱人的谜语，支撑着你永远都追寻着活下去，谜底其实很简单，你永远干不过上帝。
四2岁过去了，他医院。史铁生进来的时候当然想不到，他没死，也没痊愈，却是废了双腿，再也不能行走。2岁这年，他在深夜无人的时候默念了多少次上帝保佑，又为自己创造了多少个童话，陷入了多少次迷茫恐惧的深渊。医院，他认识了神，他有个更具象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出了院，回了家，两腿残废。二十位一起插队的同学和朋友，用爸妈的心血，凑齐了钱，给史铁生买了一个轮椅。
史铁生母亲为了他的腿，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找来稀奇古怪的药，喝也好，吃也好，洗，敷，熏，灸。她总是抱着希望，虔诚到不顾及有多少次失望。最后一次，她把史铁生烫伤了，日夜惊慌，一直守着他。伤口好了起来，她也没再找过偏方。母亲发现史铁生在写小说，她对治好儿子的腿也绝望了，只觉得这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她说好好写吧。开始到处给史铁生借书，顶雨冒雪地推史铁生去看电影。
那时史铁生已经换了第二辆轮椅，那时的他已经收获了几笔稿酬，买了一辆更利远行的电动三轮车，但总是出问题，车胎断了，轮胎扎了。这轮椅是邻居设计的，父亲捧着图纸跑遍了北京城才有一个加工部肯接受。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和数根废弃的铁窗框。母亲缝的坐垫和靠背。这辆三轮车，也了却了二老的一个梦想。
史铁生双腿瘫痪后，脾气变得喜怒无常。母亲也不敢劝，她总是想带史铁生去北海看看花。母亲喜欢花，但史铁生瘫后，侍弄的花都死了。史铁生总是向母亲发脾气。他不知道，母亲的肝病已经到了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田地。终于有一天史铁生同意了，但是母亲却突然犯了肝病，大口大口吐着鲜血，她被抬上三轮车离开院子的时候，谁也没想到那竟会是诀别。
最终是史铁生的妹妹推着他去了北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花开了又怎样，爱花的人已然不在。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这是史铁生在《合欢树》中对母亲的描写。30岁的时候，史铁生第一篇小说发表，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人世，第二篇小说侥幸获奖时，母亲已经离开史铁生七年了。背好获奖感言说了一遍又一遍，实在心烦。去了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了。迷迷糊糊听到答案：她心里太苦，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他摇着车回到了以前和母亲住在一起的家，停在大院子中。邻居扯着闲话：“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
瘸了之后的一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史铁生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母亲走了，史铁生搬了家。
他从前的家里来了新客人，刚刚生了个儿子，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想到童年的事，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五“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颗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童年的史铁生与母亲
他对世界的第一印象，是在奶奶怀中，不知因为什么哭闹着。奶奶搂着他，他不哭了，听着那飘飘的缓缓的声音，是鸽哨儿，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还是奶奶轻轻的哼唱，他也不太清楚。他清楚的是，他总是能在奶奶的怀里安稳地睡熟，伴着奶奶的催眠曲和水反射在房顶上的光影。
奶奶的家里有一棵海棠树，在史铁生的印象中，奶奶和老海棠树从未分开过，就好像奶奶一生一世都在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人们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他在心里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奶奶却说：“等不到那会儿了。”奶奶腰疼，他两只小脚在身上来回来去地踩，不耐烦地踩完，跑下床时丢下一句：“长大了我还给您踩腰。”奶奶却说：“老了，还不死。”他以一颗炙热的孝子之心把一切想得天真完美，却在最爱的人口中第一次听到了“死亡”二字。记忆还未完全的小铁生尚未对死亡有个直观的认识。只是“那你就再也找不到奶奶了”这一句话，就足以让一个垂髫少年老老实实地依偎在奶奶怀里。死亡，可怕的代名词。“人死了，就变成了一颗星星。”这或许是小铁生对死亡的第二印象。或许他至今都相信这句话，还是会抬头看看哪一颗是奶奶。
小铁生永远爱奶奶，即便是两个时代。他心疼地看着奶奶的小脚，又心疼又害怕。他童真地说奶奶的妈妈是《白雪公主》中的老巫婆，他大叫自己不姓屎姓方。大晚上，一家人在一起包饺子，捏耗子，家里来客人，坐在一起聊着新时代。小铁生不懂，不懂奶奶那句“都赶上了好时代”的落寞，只管说着大脚美，有文化美。奶奶爱看戏，他是奶奶的影子，当然总跟着。他不懂戏更不懂奶奶为什么要看戏，他去不过是为了休息时的两碗酸梅汤。影子，影子，影子是不属于深夜的，而就是一天深夜，六七岁的小铁生听到了一生最可怕的话“奶奶是地主。”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像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蒙。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对于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少年来说，坏事物就是地主所有的代名词。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阴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眼，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奶奶很努力地走向新生活，她绣花，学认字，学唱歌。但还是改变不了的，就像奶奶的小脚一样，只有一个大脚趾和后脚跟，再努力，就算骨折断裂，也没办法像妈妈的那一双大脚，脚掌上也永远有着那一条恶心的裂缝。
“几乎每一个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磨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了‘孔声’。
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和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阴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那老海棠树下面到底有什么，值得她一次一次张望，看着那屡屡的失败和迷茫。她不过是想跟上新时代，是多么厚重的自私，才让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抛下它的子民，大步向前，踩着别人的尊严，却从未回头望。
史铁生上了中学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奶奶变成了“摘帽地主”。红卫兵闯进院子，进行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被摆到院子里。妈妈把他送回了学校。“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枯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中学的史铁生，在自我意识，社会意识，价值观蓬勃生长的时期，又是经历了怎样一场浩劫。他开始害怕别人知道他和奶奶长大，奶奶是地主。情义情义，情和义有时本就难两全，在史铁生生命中的第一次碰撞，“义”赢了。
不是因为情薄弱，是因为这场灾难的疯狂和荒唐，给每个人心中都注入了超乎一切的恐惧。在自尊逐渐建立的十六七岁，自我是最重要的存在原则，就像当时陈独秀胡适过分反孔一样，任何一个新事物的成立，都需要经历一个过分肯定的过程，而史铁生对于自尊，正处于这样一个过程中。
他曾经回到过自己的院子，老海棠掉光了叶子，所有的东西都落满了灰尘，因为奶奶不在了，那抱着奶奶曾经补花的丝线默默地坐着，一直到半夜。阴天，没有星星。没有星星，是因为没有人死还是，找不到奶奶。“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对，他的童年就这么结束了。在那个没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奶奶，没有海棠树，没有星星的夜里。
年或许是还没瘸，二十岁出头的史铁生回了北京，看到了奶奶。“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像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看到他的时候哭了，只几年，奶奶努力改造，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史铁生想帮奶奶去干，可奶奶事事要强，不肯。奶奶成分不好，从来不能值班。有一天晚上，看是没了办法，找来了奶奶，史铁生当然还是要帮奶奶去值，奶奶也当然还是不肯，晚上却还是有人接班，奶奶在史铁生踩背的时候哭了。年，奶奶脑溢血在一个夜里走了。史铁生在这个新社会，在任何场合，都敢承认自己是奶奶带大的。而奶奶，无论是否变成了那一颗星星，都会一直爱着新社会，看着新社会。
为什么是星星而不是月亮？因为月亮被天狗吃了？也对。因为星星够小，每个人都太渺小，小到世界变化几千亿年，一个人的存在与否谁知道。没有了司马迁，也总会有另一个什么人写出《史记》，没有了梵高，也总会有另一个人把星空画得畅想与完美，时间不是问题。该有的总会有的，这其实也很像是否有灵魂的命题一样，是不可证其无的。因为小，宇宙那么大，才能容下更多的星星，最终逃不过“我”还是“我们”的问题，连死亡也一样。
六史铁生总是在不知不觉地回忆着过去。
“近些年我常记起一道墙，碎砖头垒的，风可以吹落砖缝间的细土。那墙很长，至少在一个少年看来是很长，很长之后拐了弯，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紧挨着往前是一个院门，那里住过我少年时的一个同窗好友。叫他L吧。L和我能不能永远是好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度形影不离，我生命的一段就由这友谊铺筑。细密的小巷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和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十岁也许九岁的L曾对我说，他将来要娶班上一个女生（M）作老婆。L转身问我：“你呢，想和谁？”我准备不及，想想，觉得M也确是漂亮。L说他还要挣很多钱。“干嘛？”“废话，那时你还花你爸的钱呀？”少年间的情谊，想来莫过于我们那时的无猜无防了。
我曾把一件珍爱的东西送给L。是什么，已经记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打了架，为什么打架也记不清了，但丝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去找L要回了那件东西。
老实说，单我一个人是不敢去要的，或者也想不起去要。是几个当时也对L不大满意的伙伴指点我、怂恿我，拍着胸脯说他们甘愿随我一同前去讨还。就去了。走过那道很长很熟悉的墙，夕阳正在上面灿烂地照耀，但在我的印象里，走到L家的院门时，巷角的街灯已经昏黄地亮了。不可能是那么长白墙，只可能是记忆作怪。
站在那门前，我有点害怕，身旁的伙伴便极尽动员和鼓励，提醒我：倘调头撤退，其可卑甚至超过投降。我不能推卸罪责给别人：跟L打架后，我为什么要把送给L东西的事告诉别人呢？指点和怂恿都因此发生。我走进院中去喊L。L出来，听我说明来意，愣着看我一会，然后回屋拿出那件东西交到我手里，不说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结束总是非常简单，咔嚓一下就都过去。
我和几个同来的伙伴在巷角的街灯下分手，各自回家。他们看看我手上那件东西，好歹说一句“给他干嘛”，声调和表情都失去来时的热度，失望甚或沮丧料想都不由于那件东西。”
或许因为这件事，史铁生对于墙总是有或多或少的恐惧。或许是因为他捣的乱太多。
“记得那地曾有一面红砖短墙，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会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那面墙应该说藏得很是隐蔽，在一条死巷里，但可惜那巷口的宽度很适合做我们的球门，巷口外的一片空地是我们的球场，球难免是要踢向球门的，倘临门一脚踢飞，十之八九便降落到那面墙里去。我们扒着墙头千般央告万般保证，揪心着阳光一会比一会暗淡，“球瘾”便又要熬磨一宿了。终于一天，那足球学着篮球的样子准确投入墙内的面锅，待一群孩子又爬上小树去看时，雪白面的面条热气腾腾全滚在煤灰里。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足球事小，我们乘暮色抱头鼠窜。几天后，我们由家长带领，以封闭“球场”为代价才换回了那只足球。”
小时候的史铁生总是哭闹着不肯进幼儿园，因为他不知道墙的那一方到底存在着什么。
墙，并不是边界，而是视界。看起来，墙的内外已经被分隔，不再是一体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我们看不到罢了。就像史铁生所说，墙的确形成了一种“恐惧”，但是不如说，墙代替了我们的恐惧。墙自古以来都被作为边界、界限的象征，墙在守护着墙内的人民，其本质更是给墙内人民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史铁生又说，对他小时候来说，墙是灾难。墙是灾难是因为未知代表了恐惧，而恐惧的对象则是灾难。就像《冰与火之歌》中所写的绝境长城是为抵挡北方的灾难而修建的。人们出于对灾难的恐惧，往往首先会选择逃避，而逃避的最好方式就是封闭自己或者封闭灾难，墙在灾难面前起到了隔离和保护的作用：隔离灾难，保护自己。许多人遇到灾难都会优先选择躲避，自然就衍生为把自己与灾难相隔离。所以与其说墙是灾难，不如说墙内禁锢着我们所恐惧的灾难，而墙是一种象征，警醒着我们远离所恐惧的东西。
七史铁生写了很多文章，获过很多奖。但他没写过诗，没写过小说，他总是在写散文，而且总是回忆录风格的散文。写了这么多年，史铁生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是散文，散文的界定并非像理科一样明确，一个命题只因少了一个限制甚至一个字就从真跨入了假。他只是有必要的指标，你有了指标，随你怎么折腾，不过是创造的途径不同。艺术就是这样，不该有太多的条条框框，界限朦胧，包罗万象，才能接纳更多，发展更多。
“散文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没法说它是什么，只可能说它不是什么。因此它存在于一切有定论的事物之外，准确说，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论之外。在白昼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写出来是，不写出来也是。但它不是收容所，它一旦被收容成某种规范，它便是什么了。可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就是说它从不停留，惟行走是其家园。它终于走到哪儿去谁也说不清。我甚至有个近乎促狭的意见：一篇文章，如果你认不出它是什么（文体），它就是散文。譬如你有些文思，不知该把它弄成史诗还是做成广告，你就把它写成散文。可是，倘有一天，人们夸奖你写的是纯正的散文，那你可要小心，它恐怕是又走进某种定论之内了。
小说呢？依我看小说走到今天，只比散文更多着虚构。”
或许，若不是为了谋生，史铁生根本就不会当作家。他不用写小说，小说都是虚构的，存在的意义不过是给了作者第二次生命，让他以另一个身份，在另一个时空重活一次。史铁生不用，上帝已经给了他很多次生命。“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八其实史铁生开始了写作生涯真的是很久以后，年，治疗结束之时即轮椅生涯开始之日。年，他到某街道工厂做工。98年，因患肾病回家疗养，后从事写作。史铁生每周都要去做三次透析。
那时，史铁生经常一个人去地坛公园，一坐就是一整天，看着身边的人。我不知道那时的地坛公园是否已经种满了银杏树，或许那时还是一个掉了漆的红墙绿瓦，夏天绿草如茵，冬天白雪皑皑，从未有过满地金黄的破旧公园。
“‘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悉悉碎碎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
“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在我看来，“荒芜”的，不光是园子，更是他残废的腿；他是否因此而自卑，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是自信的，他“并不衰败”。
我们都忙着“生存”——如何活，对的；而有的人则已经忙着怎样活了：“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我们是否也会问自己，怎样活呢？人们总会去想这个问题，似乎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一样，而这天赋，到底是诅咒，亦或是祝福呢？
“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这便是他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了——其载体就是地坛。可以说，因为地坛，史铁生才是史铁生。本·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写道：“生活把你放在哪里，你便要在哪里生长”。史铁生被放在这园子中，也就有了他笔下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
是啊，就是在这个园子里，他生长起来了，像一棵倔强的松树从石缝中生长起来一般，他生长起来了；他成为了这个园子的一部分，而这个园子也成了他的一部分。
法国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Voirlavieenrose”，意为把生活看做玫瑰——足见法国人之浪漫；但玫瑰终究是玫瑰，而玫瑰终究有刺。他的车辙印在园子中的每一寸土地，他也历尽了园中每一处美景，却无意中将巨大的“难”带给了他的母亲。
然而当他意识到母亲的“难”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了，他也终于意识到了，印在地坛每一寸土地的，不光是自己的车辙，还有母亲的脚印。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个十分沉重的打击。或许他又重新思考怎样去活，或许我们也应该想想怎样去活。
“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健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他，就是这样活着。
活着！这两个字有着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我心中，他，就是这两个字最好的诠释。
“一个人，出生了，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我们不得不佩服史铁生的勇气和坦然。为何会出生？出生后为何要尝尽苦痛，也逃不过归去，这是史铁生思考了二十年的事。他看尽了人来人往，花开花落，渐渐以理性面对痛苦。他把生命归结于上帝给的事实，把死亡当作上天注定的结果。他不急于求成，也必然会降临，布局死亡，释然死亡。
“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这其实就是公平的。不可怨不可悔。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唯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
九史铁生搬了家之后，一直认为地坛是自己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
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可凭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
史铁生还是每天淡淡回忆着自己的过往，梁实秋先生还是怀着所有的温暖写下“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去接你。”徐志摩先生还是提笔就能写下“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碰到你。”所有人都说徐先生是风流倜傥的一代才子，翻滚于红尘。其实梁实秋先生写过徐志摩：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这些是小情怀吗？其实也不是。
情怀的大小并不由一个人的激进程度决定。《一代宗师》中叶先生和宫宝田掰饼的时候，说：“世界之大，岂止南北？如果拳有南北，又何必南拳北传？”这是大情怀。唐伯虎官途不顺之时，在桃花庵里，桃花树下饮酒作诗“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识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失意才子诗歌放荡，虽有不得志的牢骚之意，但这牢骚借桃花发得漂亮，叫后人只听得才子风雅，遮掩了心里的酸楚。这是大情怀。
佛说；一花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砂一极乐，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一念一清静。
大爱大情怀，不是刻意歌颂自己的伟大，为民族的安危而奋顾不身跳进火海。真正的大情怀在心里，是在平和的时候看到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从小见大从无见有，坚持该坚持的，放弃该放弃的；在危难的时候，努力救赎，心中保有净土。
十年，史铁生被确诊为尿毒症，需隔日透析以维持生命，其经费主要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市政府负担。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那时的史铁生已经不再纠结会不会活下去的问题，更不会纠结自己该不该去死。他的一生已经有很多惊喜了，年肾衰初发时，他就问过大夫：“鄙人刑期尚余几何？”大夫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那是开玩笑的口吻，却不是开玩笑的答案——问答就此打住，转移了话题。但现在来看，十年如今已大大超额了。
“你轻轻地走，正如你轻轻地来。”徐志摩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多么的痛不欲生，却被史铁生读出了一种淡然。那时的史铁生已经不在意死了，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就像史铁生现实瘫痪，然后肾衰，然后尿毒症。
“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往日去哪了？往日过去了。在人们永远追不回去的破旧里，在之前，或是之前的之前。在心里，在梦里。
对史铁生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他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史铁生的奶奶和母亲都说过：你就出生在那儿。
生史铁生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路都埋了，奶奶抱着为他准备医院，来到产房的窗檐下，在那儿站了半宿，天快亮时才听见他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他来了。奶奶说，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只说他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他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小小的史铁生蹒跚地走出屋门，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另两块种满了西蕃莲。西蕃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覆盖着地上的青苔，很滑，踩上去要小心。天上，或者是云彩里，有些声音，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铃声？还是歌声？说不清，很久他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但他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他，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他了。那声音清朗，欢欣，悠悠扬扬不紧不慢，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执意要你去注意他，去寻找他、看望他，甚或去投奔他。
他迈过高高的门槛，艰难地走出院门，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细长、规整，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走向东边的朝阳，走进西边的落日。
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都不知连接着什么，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如风如流……
他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他闭上眼睛，有点怕，不知所措，很久，再睁开眼睛，啊，好了，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平缓、悠长，渐渐地近了，噗噜噜飞过头顶，又渐渐远了，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他既看见他的眺望，又看见他在眺望。
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也像金鱼一样，那生活就没有痛苦了，也就没有什么快乐。毕竟快乐和痛苦都总是在回忆中才能感受到，其实当一个人想知道某件事忘记了没有的时候，他记得却愈加深刻。没了记忆，就没了所想所念，那也就没有梦了。
曾有人说：你夜晚梦到的那个人，他一定在失眠。这其实是一个挺美好的故事，在一个辗转反侧的夜里，你铭铭地望着天花板，想着有个人在梦里遇到了你。也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苦苦思寻，只好在梦里善始善终。梦是午夜的灵魂。没了梦的午夜，就好像没了太阳的白天，没了鱼的河水，没了鸟的森林，没了胶片的相机。
“白昼是一种魔法，一种符咒，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盼望黑夜，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这一切，都在梦中。史铁生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固定在轮椅中，但他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听所有的梦者诉说，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四处游走，串联起夜的消息，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
黎明时一束光线悄悄照进窗棂，照进房里，照在窗边。在天亮慢慢地说声晚安，对那午夜游走的自由灵魂。
十一史铁生先生应该是一个做梦很多的人，有时或许还在做白日梦。他开始设计自己的来生：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还要降生在一个好地方。在周围人看来，这完全是满纸荒唐言，但想一想，不伤身不碍事，无妨。
为什么要聪明、漂亮、一副好身体？因为这样美好的事物，总是多多益善的。我们总是喜欢美，排斥丑，喜欢好，排斥坏。有些不公平是无法用言语解释的，有些人是天生不美的，却深得他人喜爱，是因为个人魅力太大。他的无数磨砺，使他的灵魂足够有深度，足够坚强。无法否认，人们也是喜欢深刻，排斥浅薄。人生来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或多或少的有着优于别人的特质。或许史铁生成功的原因就在此，在残破的“史铁生”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史铁生。
史铁生其实并没有做白日梦，他只是给自己或给“你”创造了一个童话。他说得对：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他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童话总是停在了最美好的时候，坐着突然间刹住笔，不再继续。再继续，就走进了现实生活。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面一样，已无法想象皇帝光着身子游行之后的结局，你无法想到，作业也写不出来，剩下的是一阵空白和无可置疑的荒诞感。
有人说史铁生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他的自娱甚至自欺。但史铁生颇不以为然，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他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
十二怕是死神已经快向他挥手了，他经历的也够多了。他写下了人生最后的感悟：我想，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
残疾已经不想再多说，就借用史铁生自己讲的来说明吧。
“残疾，就这么来了，从此不走。其实哪里是刚刚来呀，你一出生它跟着就到了，你之不能（不止是不能走）全是它的业绩呀，这一次不过是强调一下罢了。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它如影随形地一直跟着我们，徘徊千古而不去，它是不是有话要说？
它首先想说的大约是：残疾之最根本的困苦到底在哪儿？
还以史铁生所遭遇的为例：不，它不疼，也不痒，并没有很重的生理痛苦，它只是给行动带来些不方便，但只要你接受了轮椅（或者拐杖和假肢、盲杖和盲文、手语和唇读），你一样可以活着，可以找点事做，可以到平坦的路面上去逛逛。但是，这只证明了活着，活成了什么还不一定。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像风摧不死沙打不枯的一棵什么草，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就像一块表……我怀疑，这类形容肯定是对人的恭维吗？人，不是比牛、树和机器都要高级很多吗？"栗子味儿的白薯"算得夸奖，"白薯味儿的栗子"难道不是昏话？
人，不能光是活着，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比如说，活着，却没有爱情，你以为如何？当爱情被诗之歌之，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这怎么说？而且，这样的“之外”竟常常被看作正当，被默认，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所以，这样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而是不能进入，或者不宜进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写在纸上，有时写在脸上，更多的是写在心里。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
爱情也不太了解。但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认真探讨了残疾人的爱情。
史铁生生前与妻子陈希米的合影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由何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就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为什么残疾人不能有爱情？这似乎是最容易被默认，视为正当的歧视。残疾人的爱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个原因，是性功能障碍。他行吗？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尽管它很媚俗。其实我也问过这种问题，霍金为什么还能生孩子。
但性功能障碍并不代表不能有爱情。爱情不是繁殖的附庸，你可以子孙满堂而不识爱为何物，却不可以比翼双飞终不下蛋。
爱是灵魂上的，性是肉体上的。如果有人问，性重要还是爱重要？你一定觉得这个人下流无比。但如果有人问，柏拉图式爱情重要还是伊甸园之爱重要，这显然就要考虑一下。其实两种问法并无区别，只是儒家思想还是无法接受一个文字太过直面的撞击感而已。没有人能一生谈一场柏拉图式恋爱，除非是他不能，而非他不想。
现实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而偏离了上帝之爱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会价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潇洒），以及物质的拥有。若非这样的现实，爱情本不必特别地受到赞美。倘博爱像空气一样均匀深厚，为什么要独独地赞美它的一部分呢？但这样的现实并未如愿消散，所以爱情脱颖而出，担负起性的理想。它奋力地拓开一片晴空，一方净土，无论成败它相信它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一种象征，一路先锋。它以其在，表明了亘古的期愿不容废弃。
博爱是理想，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像在现实的强大包围下一个谛听神喻的时机，上帝以此危险性最小的一对一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暗示人们：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
十三年，2月3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医院去世。据其生前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器官捐献给医学研究，2月3日凌晨6时许，其肝脏移植给天津的一位病人。
他做到了“轻轻地来，轻轻地走。
作者：王心予薛辰瑞张翊轩《当春》年02期我的地坛——史铁生
让“死”活下去
史铁生妻子陈希米致史铁生长按左边娌荤枟鐧界櫆椋庢渶濂界殑涓撶鍖婚櫌涓尰娌荤櫧鐧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