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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都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住在高邮路5弄

乐哥

题图：黄昏时寂静蜿蜒的5弄，电影小街结尾，女主角迷茫远去的镜头，正是在这个位置拍摄的。

高邮路5弄——这条上海不起眼的弄堂，却是文革后电影《小街》主要的拍摄取景地。

电影《小街》剧照

女主角张瑜84年与张建亚结婚后，就居住在5弄里。电影中女主角的房子——高邮路5弄34号，是著名电影艺术家陶金曾经居住过的。

5弄概貌

高邮路五弄各家的围墙，原来是竹篱笆围墙，涂上黑黑的柏油。后来建成水泥围墙，现在又改为竹篱笆围墙了。

高邮路5弄，解放前居住着不少显贵家族和富商高职人家，是静谧祥和适宜居住之处。弄堂里十几幢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班牙式老洋房，那斜斜的屋顶，红砖的烟囱，还有枝叶茂盛覆盖到竹篱笆外的绿树，无不透露出欧式的优雅。这些洋房如今已经有90余年的历史，属于历史保护建筑。

5弄的洋房往往是一幢楼2个号，底楼一个号，二楼一个号，比如我居住的整幢洋房，底楼是9号，二楼是7号。每栋洋房，都有两个花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用竹篱笆分隔出不同形状的院子，分隔院子的竹篱笆上涂了黑黑的柏油。后来到上世纪90年代，竹篱笆被水泥围墙替代，现在作为风貌区修旧如旧，又用竹篱笆分隔院子。

当年，各家的花园里种植了各种花卉，我记得印象深的是32号～34号，沿弄堂的竹篱笆边上，搭了几个层层叠叠的花棚子，种植了许多名贵的兰花，每到兰花开的时候，幽香四溢。我家楼下9号高家伯伯是一个花匠，他家院子里种了好多花花草草。特别是沿着竹篱笆几棵枸杞树，到了秋天，红红的枸杞挂满了篱笆墙。

32号～34号的篱笆墙里还有一棵高高的合欢树，每年当夏风吹起，一朵朵如同粉红小伞似得合欢花，从高处婀娜的飘落，此时弄堂就如同铺了一张粉色的地毯。

合欢花开的时候煞是好看

飘落的合欢花

弄堂里有好多棵“蝈树”，“蝈树”分雌雄，夏季时分，雄树开花后，掉下一条条毛毛虫似的残花，雌树就结出了一个个大杨梅似的果子，夏季里风雨过后，一地的红果子散落在弄堂里。无论雌雄蝈树，用刀割开树皮，会流出奶白色稠稠的的树汁。我小时候，手臂上长了皮癣，爸爸让我涂上奶白色的树汁，涂了几次，就治好了皮癣。

弄堂里曾有好几棵二三个小孩围不住的大树，弄堂里孩子不知树名，但因为每年树上会倒挂一串串密密匝匝犹如元宝的绿色种子，孩子们就叫它元宝树。15号的院子不仅是5弄里面最大的，而且有一块如室内足球场大小的“水门汀”（水泥地），是我们小时候玩耍的好地方。后来，上海有一阵子，流行各个行业系统都找地方造房子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由此在上海有了一种特有的物业形态叫自建公房）由于15号在解放初期，分配给公安系统的南下干部，因此上海公安系统就在这块“水门汀”上造了2幢当时流行的六层框架房。即现在的5弄17号和19号。那几棵粗壮的大树由此被砍掉了。另外，现在的武康公寓，曾是我们孩童时踢球玩耍的地方，文革中，有一度盛行“深挖洞，广积粮”。这块空地被占用搭起了砖窑，再后来砖窑拆了，盖起了公寓楼房。

5弄15号

现在的5弄，与我们这个城市一样，显得逼仄了，拥挤了，所幸那条狭长的弄堂，依然蜿蜒在花园洋房间，其中很多的故事听我慢慢展开……

5弄32号～34号

著名电影演员陶金曾在此居住，后来陶金被打成右派，被逼着搬去法华镇路。入住这里的是夏家。

这是高邮路5弄通向湖南路的最后一段，青砖围墙是湖南别墅的院墙，下面的青砖围墙是过去的，一直没有变过，上面的竹篱笆是后面加上去的，原来青砖围墙上面架了铁丝网。

这条笔直的小弄堂，是81年上映的电影《小街》的主要取景地。记得，80年拍电影的时候，这条弄堂里面贴满了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因为要拍几天，为了拍摄方便，场景就没有撤。那天我做中班，深夜11点钟下班后，骑自行车回家，那时长长的弄堂里就这么一盏路灯，到了半夜弄堂里就显得昏暗阴森的，我骑着自行车从湖南路进入弄堂，看到墙上贴满“打倒牛鬼蛇神”等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吓了一跳，赶紧猛踩几下，头也不敢回。回家我和妈妈说，不好了，好像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第二天才知道是在拍电影《小街》。

这是我找来的5弄俯视图。按照记忆标注了一下。5弄7号是吴靖的家，我的家也曾经在那里。23号为武康公寓。

我家住在5弄7号

高邮路5弄7号，是具有西班牙建筑风格的二层洋房。砖木结构，二楼中央退为露台，南立面左右均匀对称。北立面一条铁艺楼梯直接由地面到达二楼赵家房间。另一条石楼梯直接通到我家。楼下汽车间住了“猫阿婆”夫妇。

洋房的东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

进铁门往前走十几步，石楼梯，那是我家专用的。

进铁门，铁艺楼梯，那是赵家专用的。

下面这张照片可以看到5弄7号二扇沉重笨拙的绿色铁门。其实，最早7号的铁门是精美的铁艺门，在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了去炼钢了。临时装上二扇木门。直到67年房屋大修，才配置了二扇沉重笨拙的绿色铁门。

我们家大约是在年搬进5弄7号的，有朋友问我，你家怎么会搬到花园洋房呢？也许是因为父亲在当时的蓬莱区委工作？抑或是我母亲当时是一家大型纺织厂的工会主席？反正，就在那个年代，我们住进了高邮路五弄7号。

我父亲在年轻时候曾经投靠过他的叔叔。父亲的叔叔有点像“胡传魁”式的人物。抗战初期，他组建了江阴抗日游击队，成为新四军在江阴地区的抗日力量。其父当年就是因为儿子抗日而被日本人枪毙的。在抗战中期，新四军受重创后，都撤退到长江以北，父亲的叔叔因为舍不得家中二个女儿和一个刚出生的儿子，没有跟着新四军走，反而与国民党接头，成为江阴“抗日救国军”司令。父亲正是在那个时候投靠他。没几个月，父亲觉得没意思，就离开了他们家，因为荣家的民族纺织业在无锡、上海得到了大发展，我父亲就先到无锡后到上海的纺织厂里去做生活去了。父亲的叔叔在抗战后做了江阴地区的保安司令，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江阴解放前，他丢下妻儿仓皇出逃到香港，像一个散兵游勇在香港做了几年无魂无根的人。也许觉得在香港生活难以为继，也许对妻儿老小的思念一日甚一日，又或许看到国内基本安定了，就在52年前后，他偷偷潜回江阴，不久就被抓了，没几天就被枪毙了。当时，我父亲已经到上海蓬莱区当了干部，叔叔的被枪毙，加上当地有人举报父亲曾在叔叔家做过勤务兵，父亲被撤职回到了纺织厂当技术工人。不久，叔叔的女儿和儿子因为在江阴无依无靠，生活艰难，就来上海投奔我父亲，住在家里。女儿不久投亲去了西安，儿子徐青南（我的堂叔），一直在上海读完高中，因为成分问题不能考大学，文革前去了崇明农场，成为第一批开垦建设崇明的青年。徐青南写的一手漂亮的字，喜欢写作，我喜欢写点文字，多少受到他的影响。8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文革纠错，许多人得到平反，徐青南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寻找途径，想为他被枪毙的父亲平反昭雪。要求国家肯定他父亲曾经是抗日的，回来也只是想回家乡，并不是国民党派遣特务。他到处奔波，找曾经在新四军一起战斗过的人（叶飞），还去找国民党的知情人（记得是去找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结果是到处碰壁，几年后，竟然得了幻想症，总和我说，有人在跟踪他，监视他，要暗杀他。后来被送进精神病院，再后来被他大姐接回江阴收养，到死都在做着为他父亲平反昭雪的梦。

而我的父亲，因为与叔叔家的关系，文革中，又有人揭发说叔叔被枪毙时，有二把手枪没有找到，是被我父亲藏起来了，于是，文革中，就有造反派到家里翻箱倒柜的找枪。结果自然是搜不到，但是父亲由此多次被批斗，吃了很多苦，精神压力巨大。50多岁就去世了。

我妈妈是上海解放初期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公私合营后，担任了永新雨衣染织厂的工会主席。到了反右的时候，母亲因为给当时的党委书记提了意见，被毫不留情地划为右派。

母亲78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划为右派后每月工资只有28.7元了。父亲原来多元一个月的工资，在公私合营自减工资的运动中自减成99元一个月。60年代初期，我们家有10口人，就靠父母的来块工资，所以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特别的困难，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我们家是一大一小二个房间，大房间与隔壁赵家的客厅，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客厅（估计60多平方米），解放初，政府对房子进行了分隔，大客厅被一分为二了。在我家大房间的东面，有一个极其精致的壁炉，壁炉地砖是红色的釉面瓷砖，壁炉里面是暗红的耐火砖，壁炉台是乳白色的，房间四周都有热水汀（ting）从我家的南面窗口和赵家南面的大阳台，远眺是一片花园和田野。二楼的房间都是打蜡地板，用一块块细小整齐的柳桉木拼接成花纹图案，那时，我们每季度可以到湖南房管所去领取一斤地板蜡，用于保护地板。打过蜡的地板特别亮，特别滑。此情此景，不仅让人想象，当初在这个法租界的洋房里，举行派对的情景。偌大的客厅里面，音乐响起，打蜡地板上划过舞蹈的皮鞋。

这是我家东面窗口外。我们家院子里很早就有一棵紫藤树，后来我们又种了一棵凌霄。紫藤和凌霄爬上墙，又慢慢爬上屋顶。初夏，紫藤在窗前开出一串串紫色的花，盛夏，橘红色的凌霄花开在墙上，开满屋顶。

橘红色的凌霄花在盛夏开放

但我们院子里很少种花，小时候，我们兄弟几个种过向日葵。一排排向日葵开花很好看的。特别有印象的是，60年-65年，我们在院子里种植蓖麻，到了秋天，把收获的蓖麻籽卖给位于乌鲁木齐中路上的国营粮食店，为什么会种植蓖麻呢？记得当时是响应政府号召，那个时期国家困难，缺乏石油，当时有公交车，因为缺少汽油，只能靠燃气。大大的燃气包放在公交车的顶上。当时有宣传画，说蓖麻榨的油，在超低温下不会冻住，所以可以作为很好的航空油使用。我们兄弟几个当时都是少先队员啊，当然响应政府号召啦。到了秋季，我们剥开蓖麻籽有刺的硬壳，把带着花纹的蓖麻籽放进罐子里。那时候，粮食店收购蓖麻，每斤3角6分。每次卖了蓖麻，我们特别开心，一来是响应了政府号召，为国家做贡献，二来，卖了蓖麻可以换来零用钱。到了文革时期，我们还在院子里面挖了一个土井，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夏天时候把西瓜放在井里面，到了晚上取出来，冰凉的西瓜真是好吃。不仅是冰西瓜，我还把工厂里发的消暑的盐汽水扔井里，等吃的时候拉上来，就成了冰镇盐汽水了。

我们还在院子里面挖了一个土井，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夏天时候把西瓜放在井里面，到了晚上取出来，冰凉的西瓜真是好吃。

我们院子的外面，有一片2、3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即郑振择故居5弄25号东面那片荒芜的农田)童年，我和弄堂里的小伙伴在那里踢足球，玩斗鸡（架起一只脚，用膝盖相互撞击的游戏）。那片空地南面就是后来贺子珍的住所——湖南别墅。文革中，以毛主席备战备荒、深挖洞的名义，湖南街道在这里竟然搭起了一个烧砖头的窑炉，我家的院子被强占去大半，成了砖坯生产车间，整日里做砖的机器响不停，那个砖窑在烧砖头的日子里，炉窑大火熊熊，除了烧煤，还烧大量的木材树枝等杂物。只要一升火，浓烟弥漫，灰尘飞扬，烧一炉砖头，几天几夜火不熄，砖窑上，还有人连续24小时值班看护，整个砖窑离开我们家窗口，也就一二十米的距离，那时的生活苦不堪言，原来我家窗口望出去是一片花园和空地，自打砖窑建起，我们只能紧闭窗户，原来我家没有窗帘的，妈妈不得不扯起被单做了简易窗帘。那个砖窑，烧出来的红砖，被运送去建造防空洞。没几年砖窑寿终正寝了，而占去的院子和空地，却再也没有归还。我家的南面窗口再也看不到花园、田野和湖南别墅。

现在我家的南面窗口再也看不到花园、田野和湖南别墅

那片曾经的田野，砖窑寿终之后，在那里盖起了高档商品房。即现在的5弄23号（武康公寓）。

从女儿童年的照片，依稀可见当年弄堂的情景

下面这张照片，与我女儿童年照片差不多相同位置。当年的水泥围墙，换成了竹篱笆围墙。

5弄7号：赵燕生、吴靖

从左至右，赵燕生，吴靖，赵四小姐

赵燕生是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的六儿子，是赵一荻（赵四小姐）的六哥。赵燕生是一位和蔼，开朗，幽默的人，文革时，我还小，时常去他们家串门，听赵燕生讲了好多旧时故事，他的故事和爽朗的笑，给我很深的印象，对他很是敬爱。

赵燕生夫人吴靖，是天津严家的名门闺秀。吴靖与赵四小姐是天津中西女中的同学。赵家和吴家都是天津名门，年，吴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成为该校第一届女生。赵燕生得知吴靖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一改顽童形象，刻苦读书起来，不久也考入清华，由此，赵燕生与吴靖成了清华大学同学。赵燕生在和我讲起这些陈年往事的时候，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她考进清华了，（指吴靖）我怎么着也要考进清华啊！

吴靖，曾号称上海滩十位名门闺秀之一。祖父吴调卿（～年），是李鸿章任命的关内外铁路局督办，淮军银钱所总办。汇丰银行遇到借款和一些需要与李鸿章直接接洽的事项，都交由吴调卿去办理。他充当了清廷与洋人之间的桥梁，是个两头都搞得定的人物。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天津首富非吴家莫属。吴靖是清华大学第一届女大学生之一。旧中国新女性人物。当她读完大学三年级放暑假回家的时候，面对家族的包办婚姻，坚决抗婚。由此，吴家发生了在当时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逃婚（或者称抗婚）事件。

那年在吴靖读完大学三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母亲发话了，要带她到上海去相亲。对方是一家留日回来的医生的儿子。吴靖根本不想去相什么亲，也不想这么早就结婚。谁知母亲严淑英不依她，坚持要她接受这门亲事。在上海磨了一个月，她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定婚了，这才回到天津。想不到她母亲怕生出变化，回到天津后，宣布不让她回北京念书了，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就等着上海的那家人家来娶亲！

再说到赵燕生。到了清华大学后，他是个艺术加运动型的人才，喜欢戏剧、美术、打球、社交。他个头高大，是清华足球队的守门员，也是棒球队的主力。赵燕生与赵四小姐同父同母，感情最亲近。他虽然排行老六，但生就一派老大哥的慈善胸怀，待人热情、好客，非常忠厚，有侠义之心，常常助人为乐。当在北京的赵燕生听到了吴靖被逼婚的事，非常着急，他与几位要好同学，商量如何援助吴靖，设法帮她逃回北京。在赵燕生等同学帮助下，吴靖趁母亲不备，夜里翻墙头逃出了吴家大院，乘上火车重返北京读书。

最终赵燕生和吴靖有情人终成眷属。

左二吴靖，左四赵燕生，左五严仁美（严仁美曾被誉为上海民国十大美女，居住在复兴西路高邮路附近）

当初西安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到处找赵四小姐。找不着，就搜捕她的六哥赵燕生。他们得知赵燕生在北京中孚银行工作，就到中孚银行各个营业所搜捕赵燕生，但就是找不到。日本人没想到，医院的地下室里还有一个营业所，赵燕生在那里工作。后来赵燕生知道了日本人在搜捕他，为逃避日本人的追捕，年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孩子逃往上海，在严仁美的帮助下，他们就住进了高邮路5弄7号。

到上海后，赵燕生做过各种工作，我记得他和我说起过，有一段时期他还做过收购买卖旧货的事情（后面说到的那把美国步兵铲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收购的）。他和吴靖还组办过一个话剧团，与赵丹、黄宗英、黄宗江等人成了好朋友，还在兰心大剧院演出过。

年，吴靖加入了解放初妇女就业的潮流，去一所中学教英语。年调到南洋模范中学，一直工作到年退休。赵燕生在文革前，一直主持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的工作，当总干事，在外滩上班。他聘请了一位手艺最好的西餐点心师，那个点心师苹果派尤其做得好，所以清华同学会的下午茶就非常有名了。“文革中清华同学会被“砸烂”了，赵燕生被分配去教书。我69年4月进入上海市徐汇区黎明中学，才知道赵燕生是学校的英语老师。

黎明中学，如今是爱菊小学

韩正当年是黎明中学70届的学生，不知，是否还记得赵燕生曾教过他英语？我进校的时候，赵燕生已经备受冲击，好几次被批斗。在学校他不说话，回到家里，我依然看到一个开朗的赵燕生。他写得一手好字。在学校西面的围墙上，当时是一排黑板，他负责黑板报抄写编辑的时候，在写黑板大字标题的时候，他用湿抹布先在黑板上写下大字，再用粉笔勾勒，他笑着对我说，这是我自创的“抹布书法”。在文革初期，赵燕生家受到几次抄家，好几次造反派红卫兵把抄出来的所谓“四旧”，堆在院门口放火烧掉。那个时候，谁家四旧多，就罪孽重，所以，有段时期，上海好多的资本家和显贵人家，都悄悄的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扔掉。赵燕生家那个时候，也被抄家抄怕了，偷偷地扔了好多东西。有一次，我看见严老太太（吴靖的母亲—严淑英）拿出许多照相本，让家里的女佣“陈妈”拿出去扔了。60年代，拍照还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我看到许许多多的老照片，很好奇，就翻着看，陈妈也许在她们家当佣人好久了，就指着照片和我说，这是谁，那是谁，只可惜，后来那些照片都被处理掉了，陈妈和我说的，也已经忘到爪哇国去了。文革中，严淑英已经七十多岁了，她一直是家庭妇女，没有做过事。虽然她当年对吴靖逼婚，也反对吴靖与赵燕生的婚事，但是老了，还是跟着女儿过，她裹着小脚，走路不稳，仍旧被逼迫出去扫街，陈妈很心疼严老太太，说她一辈子享福人，扫帚也没有拿过，现在70多岁了，要被迫迈着一双颤巍巍的小脚，每天打扫弄堂，不是折腾她吗？所以陈妈和我经常去帮严老太太扫地。不久严老太太就去世了。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年年底，赵四小姐从国外游历回来，陪张学良将军住在上海皋兰路1号那栋小楼里。那时吴靖与赵燕生已经结婚，一起到上海看望赵四。赵四小姐常年跟着张学良将军辗转武汉、西安等地，难得与家人见上一面，对于哥哥嫂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们聊起了很多往事，那次见面一年后，西安事变爆发，赵四小姐陪张学良在幽禁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无法与家人见面。赵燕生在年过世，至死他也没能再见到他的四妹赵一荻。后来，吴靖相隔53年在美国与张学良夫妇再次相见。赵一荻最思念的还是已经过世了的六哥赵燕生。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后，吴靖每隔两年就去看他们一次。张学良夫妇晚年的生活就是由吴靖的孙女赵荔帮助安排。（而我和赵荔曾在小时候结下深厚的情谊，她和父母住在天津，偶尔寒暑假会来上海，在她独自去广州外国语学院读大学以及工作后，我们通信持续好几年。）

每年元旦我都会收到赵荔寄来的明信片，那个时候，出国热流行，她专门为我寄来英语书让我学习英语，后来她去美国定居，我们的联系中断了。）

文革后期，赵燕生和吴靖得到平反后，听陈妈说，他们拿到了工资补偿款有2万多元，记得当时我表情惊讶不已，因为在当时万元户是啥概念啊。后来，赵燕生家买了电视机，我就成了经常去他们家蹭看电视的常客了。《大西洋底来的人》《姿三四郎》就是在赵燕生家的客厅里看得。从那时起，7号的信箱里，忽然就多了很多的信和报纸，都是赵燕生和吴靖的。印象深的是，每月都有长长的牛皮纸信，信封上标明寄信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中国国民党这几个字，刺激了我的眼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就是国民党是一个反动的，腐败透顶的党，赵燕生吴靖怎么会是国民党呢？因为这样的念头，让我去了解，原来，赵燕生，吴靖是民革党员。而民革的全称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对我产生深远影响，年我也加入了民革，并以三民主义为我的信仰。

前不久我去5弄7号寻找记忆，得知吴靖已过世，活了多岁。赵家已经把5弄7号的房子卖了。我走进空荡荡的房子，怅然若失。

美军步兵铲

忽然，看见搬空的房子角落，有一巴小铲子，铲子已经生锈，铲尖也钝卷了。我捡起来，不禁欣喜。当年，我们在院子里翻垦土地，种植向日葵、蓖麻，没有农具，赵燕生把他珍藏的这把步兵铲借给我们，并说，这把步兵铲是有来历的，它是年美国的援华物资。步兵铲虽小，但铲子的钢好，挖地很爽，遇到树根，直接用步兵铲半圆的铲尖铲断。现在，想不到，人去楼空，竟然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宝贝。虽然高邮路5弄7号的所有故事谢幕了，但是，这把步兵铲却给了我温暖的记忆。

人去楼空，装修中的5弄7号。

据说，我家和赵家曾经居住过的7号，经过装修焕然一新，成为上海洋房改造的样板。

7号楼下汽车间

过去的洋房，楼下都会有一个到二个独立的车库房，后来车库改做住房，俗称“汽车间”。

5弄7号的汽车间，居住着一对不是夫妻的夫妻。男的姓吴，女的姓余。他们的故事也充满了时代的印记。女的比男的大了整整18岁。女的在解放前是一家五金大店铺的老板娘，男的是当时店铺里面帅气的年轻伙计。解放后不久，女的丈夫在镇压三反五反的运动中，被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就死于狱中。于是老板娘就与年轻伙计成了非正常夫妻，由于后来的公私合营，私营业主的上班名额被吴姓男子顶了，加上历次运动，女的身家财产都败光了。她们来到7号车库蛰居，2个人虽然住在一起，但全然不是夫妻的样子，在经济上各管各的，甚至水电煤费用也要分摊。几乎每天都有吵架，隔三差五会大吵大骂的。像一对冤家一样。

可能是公私合营后，男的占用了去工厂上班的名额，女的就失业在家，没有生活来源，后来就去了当时里弄办的绣花组。女的名字叫余文隽，很书香气，模样也小巧，她绣花，写字都很漂亮，心地善良。看得出以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只是命运多舜，丈夫是她的依靠，在三反五反中被镇压死了以后，对生活茫然不知所措，日子难熬，最后落到和帅气的小伙计混在一起。后来才发觉这个小伙计精于算计，自私自利，又没有文化。但是已经悔之晚矣，迫于无奈苟且在一起。想必她的内心是痛苦万分的。后来，她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在那个困难时期，她向菜场刮鱼鳞的乞讨点鱼腥，给那只流浪猫吃。实在没有，我看见她就给猫吃菜根。我们家后来每每吃鱼，就会把吃剩的鱼骨头拿下去给她的猫吃。后来流浪猫又生养了小猫，小猫长大了又生养，最多的时候竟然养了十几只猫。女的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猫阿婆”！每天都有周边的居民给她送去剩饭剩菜给猫吃。也因为养了太多的流浪猫，7号就成了猫屎和跳蚤的重灾区。夏季黄梅天的时候，经常不注意就被跳蚤咬，奇痒难忍。每当那个时候，“猫阿婆”就一脸的内疚样。后来，男的退休了，也许是生活困难，也许是闲来无事，竟然开始捡拾垃圾，整理后再卖给收废品的。这样一来，在她们居住的汽车间外面都堆满了纸板箱，木材，房间里堆了好多的瓶瓶罐罐和报纸杂物，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寻思，这怎么还能住人啊。

那时，我总喜欢跑去信箱看看，看到谁家的信就送去。记得当时，总有写给女的信，却从没有见到有写给男的信。到上世纪末，余文隽年纪大了，有她的远房侄女想把孙侄子户口迁进来，一来可以照顾老人，二来也可以在她们百年后，继续租用国家的房子，但是，男的坚决不同意，我看她们为此吵了有好几年。02年我离开7号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对夫妻。据说是我家搬走后，没几年，余文隽就过世了，不久男的也死了，因为户口本里没有人了，那间破陋的汽车间就被房管所收走卖给了赵家。

5弄25号：郑振铎

5弄25号，郑振铎抗战时期在上海的临时隐居地，现在这里成为名人建筑。

郑振铎

郑振铎（—年)，现代作家、文学史家、翻译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其实郑振铎居住的5弄25号是一座极其普通的楼宇。建于年,二层砖木混合结构，坐西朝东，白色糙面水泥墙，双坡顶。郑振铎也只是至年在此隐居。因为年上海全部沦陷于日本侵略军后，一直坚守战斗在上海“孤岛”，而且是文艺界救亡协会和“复社”负责人之一的郑振铎，被迫只身离家出走，化名隐居。大概从年1月下旬起，他在友人帮助下，搬至这里(只住了这幢小楼二楼东部的两间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5弄是一条很宁静的弄堂，郑振铎当初搬到这里一是躲避日本人，二是图个安静。据郑振铎《蛰居散记》叙述，这地方当年是靠近郊区，十分冷僻的，四周都是菜地，时时可见农民在松土、施肥。到处是蛙鸣鸟翔的，他有时候出去在田地上走走，也不必担心会遇见什么认识的人，因此他很高兴住在这里。（这段描述非常符合我儿时的记忆，因为那时候，5弄25号东面就是一大片的空闲地（荒芜了的农田），还记得有一个小池塘呢。我家的窗口就能看到这片空地，小时候，夏天蛙鸣蝉唱，秋夜蟋蟀叫声此起彼伏的。这块空地，就是现在的武康公寓。

这个窗户就是郑振铎描述的湖南别墅厨房间的窗户。前几年，那个厨房窗户用砖堵上了。后来装修时又打开了。

但是，世事难料。郑振铎搬来后，发现他住的楼房正对着一座深宅大院的后门，他刚搬去时，那座大宅还空着，但后来四面的高墙上装起了铁丝网。据郑先生日记和《蛰居散记》所述，年4月15日，他在房东的带领下到这所豪宅“参观”时才知道，竟是大汉奸周佛海就要搬过来住。怪不得此前那些特务、警察曾经非常紧张地一次次来周围“调查”附近居民的情况。当时郑振铎沉着应对，没有露出破绽。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潜居在虎穴之旁的人！他居住的二楼窗户，正对着周佛海豪宅的厨房窗户。郑先生在《蛰居散记》的《我的邻居们》中写到，周佛海搬来后，整夜整夜地灯火辉煌，笙歌达旦，害得他被吵闹得不能入睡。而且，他的窗口正对着周家的厨房，周家白天黑夜不停地炒炸煎爆，厨房喷出的大量油烟使得他连窗也不好打开。很是令郑振铎厌烦。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搬离了5弄25号。但是，毕竟郑振铎是著名民主人士，所以他在抗战时期的隐居地，挂上著名名人历史建筑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是湖南别墅在五弄里的后门，当年郑振铎就是由这里进入湖南别墅参观

在我的印象里，25号外面的白色糙面水泥墙，文革期间被画上巨幅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旁边还有当时著名的四个伟大的标语：即：“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5弄9号：刘伯年

住在9号的是著名画家刘伯年。

在9号的汽车库，居住着刘伯年一家。在我们小时候，只知道，刘伯年一家是坏分子。刘伯年夫妇还有他们的儿女5口人蛰居在不足15平方米的汽车间，而且房间里堆放着大量的书，到处塞满了画轴。文革中，我常看见在夜晚的时候，有人站立在他们家的小窗户下，监听监视着。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为啥要被管制？直到80年代，刘伯年得到平反，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知名的海派书画篆刻家！

刘伯年先生

刘伯年（－）四川崇庆人。自小受父亲影响喜欢绘画。23岁赴成都考入四川美术专门学校。当了解到教课的老师是刚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学生，他就萌生了到上海拜师吴昌硕先生，继续深造的念头。24岁那年，孤身一人往上海去，欲投师吴昌硕学艺。他变卖旧物，筹资赴沪，没想到沿江而下的水路竟是如此艰难。由崇庆经重庆过汉口，一路军阀混战，沿江舟船被征，竟半年耽搁于异乡，囊空如洗，几沦乞丐之列。这段坎坷的行程，对谁都是灾难，但刘伯年走过来了。他没有说起当时变卖了什么东西以换钱糊口，也没有说起当时做什么苦力以挣钱寄宿，他只是感激在汉口偶遇乡里，代购去上海的船票。三千里路风尘是他追求艺术的首付代价，是激励自己的珍贵记忆。这个时期他没有留下的作品，但他留下了为追求艺术而百折不回的身影。不曾想，抵沪时吴昌硕已于一月前仙逝。这对刚抵达上海的刘伯年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投师不成，四顾茫然。幸而他询知吴昌硕晚年得意弟子王个簃在新华艺术大学任教，幸而他在报考时正遇见王个簃老师。个簃老师见他孤身失路，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却孜孜以求于艺术，就代付了学费。以后刘伯年又追随个簃老师转读王一亭、吴东迈创办的昌明艺专。从此入个簃门墙，成为缶庐再传弟子，刘伯年继承了缶翁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的艺术真谛，章法上以奇险出之。颇具新意。刘伯年与张大千是同乡。张大千长刘伯年5岁，在平时的交往中将刘看作同乡小老弟。刘虽未入大千师门，却将张看作老师，而胸襟开阔的大千从无门户之见，乐于教人，亦不以师自居。大千告刘伯年秘诀：“平时宜多观古人真迹，画会教人，细细观摹，自有所得。吾于用色一道，凡染重色，均以红色作底，绘红色须以白色为底，绘石青须以墨色为底，绘石绿须以硃磦为底。色之有底，方显得凝重，且有旧气。是为古人之法。”大千画仕女用纸是自己再行处理的，他将调制合适的矾水灌入喷壶，均匀地喷于纸上，揭起晾干，隔天即用。内中奥秘，罕为人知，却从不避刘。故张大千于刘伯年谊比师深。刘伯年受张大千的影响，注重宋元真迹的学习，山水、人物、翎毛等各擅胜场，作道士、仕女有唐宋人风。年代初，上海文管会主办的《画苑掇英》出版，其中第三册上集有一幅鉴定为宋画的《梨花鳜鱼图》。此图无款、无章、亦无题跋，画商陆鲤庭由北京购得，以为“宋画”，转售于上海。不想，此原为刘伯年早年拟宋人笔意之作。刘伯年得知后，即去信予以说明。此事一经传出，皆服膺刘伯年的艺术才华和深厚功力。

解放后，百废待兴，文化艺术也亟待新的发展，亟需专业人才。刘伯年二十多载的静参默悟，其金石书画之艺术风格已趋成熟，得到多方面的推重：已到国家文物局就任的张葱玉，想请他去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文物整理与临摹工作;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恢复国画系，诸乐三向潘天寿点名刘伯年，想请他去任教;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成立，王个簃则推荐他入画院任画师。

刘伯年画作

刘伯年正值鸿图大展之时，偏遭六月飞霜。年，上海“肃反补课”时，其所在单位未完成肃反指标。因刘伯年的连襟吴任沧曾任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由于这一社会关系的牵连，刘被补上充数。后定“历史反革命”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押至上海市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因其之长，刘伯年被指定在监狱美术工场负责制作仿古画册。其于狱中曾作《竹林锦鸡》，后题：“漆身吞炭唯天问，一片阴霾到曙光。

刘伯年服刑三年半后，这个“曙光”就是对他的“肃反”复审甄别，以“保外就医”作纠错处理。刘伯年始的出狱，然已是花甲之年。谁知“文革”运动又接踵而来，刘伯年又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被“管制”，虽身在狱外，却并无人身自由。整个家，也被从11号的洋房里面强制搬出，搬到了只有十几平方米的9号汽车间。但是这一切的打击，都不能让他停止画画篆刻。年，他中风病倒。愈后，右半身偏瘫，但他仍以刀笔自奋自持。为避人耳目，隐去真名，改名“道元”，甚至借用其子“尚同”之名，偷着作画刻印。因刻印更不易被人发现，又以毛泽东诗词句入印，可不授人以把柄，故其时所治甚多。刘伯年欲以此养志山泽。不想被告发，一户籍警强行抄走多方刻有毛泽东诗词之印章，并训诫“不许刻”。为能有作画的自由，刘伯年向里委会表示，愿意以画供扬州文物商店用作出口，所得款项缴里委会用于向阳院活动。经过“批准”，终能在家作画了，其潜心于宋元工笔花卉翎毛，心有所的而快。刘伯年虽深受迫害，但身在斗室依然作画刻印如痴如醉。但是他疾病一身，其晚境凄凉，作画再多，无分文进账，连基本生活也只能靠子女接济。他夫人是一个温良贤惠的女人，在文革疯狂的年月，背负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不能抬头做人，还要为家庭生计奔波，真是难为她啊。他家二儿子刘尚同，文革前学业优秀，考大学，却因为家庭成分是历史反革命而最终被拒之门外，成为无业青年，后来经过勤奋努力才成为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文革中，小儿子溺水身亡，他们都不敢大声哭泣，忍辱负重的生活压在一个女人身上，有时就会责怪刘伯年，有人写过这样的一件事，曾见刘伯年所临《武宗元朝元仙仗图》粉本，全卷有被横剪两半的痕迹。此因其妻一时愤恨所为，恨“罪业”何重，连妻儿子孙皆负罪名，恨绘画何用，连养家糊口亦不能。可见当时刘伯年一家过得是怎样一种生活。

我78年谈恋爱，因为女朋友喜欢画画，我也情不自禁的涂涂画画起来，我父亲看见了，就说，你把画的画拿给楼下的刘伯年看看，请他指点指点。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刘伯年何许人也，听父亲这么说，就拿了张临摹画报上百灵鸟的画，屁颠屁颠找他看。刘伯年笑眯眯看着画，说，你这是画的百灵鸟，但是比例不对，颜色也不对，百灵鸟的脚抓应该这样画，翅膀应该那样画的指点我。接着他送了我一幅他画的百灵鸟图，并鼓励的夸我说，你很聪明，画感很好。好好坚持画画。只是，我画画的兴头不久就过去了。再没有去向刘伯年学画画，就连他送给我的那幅百灵鸟画，也在后来搬家中不知去向了。甚是可惜。

美丽牌香烟牌子。

5弄50号：吕美玉

在5弄50号里，住着一位美丽时髦的女人——吕美玉。而我认识她，是文革初期她家被抄的时候。她家是五弄里面较早被抄的。记得好像是66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们一群小孩，跟着红卫兵来到她的家，红卫兵把抄出来的高跟鞋，口红和“奇装异服”推在一起烧。我记忆特别深刻的是，那些红卫兵竟然还把她推进欧式的罗密欧窗台，在她的脖子上挂了好几双高跟鞋，在她脸上用口红乱涂乱画，从里面把玻璃窗关上，小小的半圆窗台，外面是铁珊栏，吕美玉只能笔直站着，就这样子，她被关在窗台，整整展览了一个下午。有几个小孩，在红卫兵的鼓励下，往她身上扔小石子。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当初红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是闻名上海滩美丽牌香烟上面那个女人。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侮辱曾经的美丽牌女人！

吕美玉，30年代上海滩的京剧名伶。年之前美丽牌香烟在上海红极一时，而广告和香烟上这个典雅、美丽的女子就是30年代上海滩上的京剧名伶吕美玉。她的倩影被美丽牌香烟的老板永远定位于香烟美女，后来上海两个闻人黄金荣、魏廷荣都来追求此女，然终被魏氏抱得美人归，吕美玉成为魏延荣的五姨太。年广州越秀北路邮政局背后旧民房拆迁，紧紧相连的两堵民居墙，拆除其中一堵之后，被民房砖墙长期遮挡的邮局北面墙体上竟然发现一幅民国时期的大幅彩色画像，图画中一幅美女半身像十分清晰。市民惊叹老画鲜艳如初。经过广州、上海有关考古、档案等部门专家考证，这幅相隔82年依然鲜艳如初的美女画像，就是上海滩著名的“美丽”牌香烟广告！画中美女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滩名伶影星吕美玉，画面取材于当年她出演的京剧《失足恨》的半身剧照。年10月5日，上海《申报》整个头版都是“美丽”烟广告，将绘有铁路干线的东北三省地图作为主图案，上部印有“请国人注意东北形势”字样，右侧绘有一个巨大的叹号；叹号两侧有“外侮日亟”四个美术字，点明了日本侵略日益加剧的现实。广告的中右部印有“国人爱国，请用国货”字样，下部才为“美丽”牌“有美皆备，无丽不臻”的广告语。读者观后无不涌出一股爱国泱泱激情。

根据相关记载，华成烟公司年生产出美丽牌香烟。年一些人挑起“美丽”牌商标纠纷，唆使吕美玉夫妇以未经本人同意为由向华成烟厂提出交涉，最后厂方与吕美玉达成协议，由华成按生产量每箱提取商标费五角，作为赔偿吕美玉的“名誉损失”；到年4月，吕美玉夫妇提出自愿解除协议，由华成一次付给国币2万元了结纠纷。年，华成烟厂商标设备并入上海卷烟厂，华成烟公司宣告结束，但美丽牌商标一直沿用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

文革以后，吕美玉得到了平反。80年代，已经80多岁的吕美玉，依然身材婀娜，她喜欢身穿旗袍，丽妆出行。我与太太经常与她在弄堂里相遇，她总是微微含笑与我打招呼（因为她那时经常到我家隔壁的吴靖家玩麻将，与我相识）有几次与她相遇在五弄蜿蜒狭窄的弄堂，她脚上穿着4-5吋高的高跟鞋，虽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旗袍依然勾勒出女性身材的曼妙，高跟鞋细细的鞋跟敲打在水泥地上，发出“笃笃”的声响，在春暖花开和初夏的黄昏，她的步态特别的高雅，充满生命的韵律。仿佛刻意的在述说，我是一个美丽牌女人！吕美玉后来终老美国。

5弄5号：陈碧香

高邮路五弄5号，陈碧香的家。

高邮路5弄5号里面住了几家姓陈的福建人，解放前，兄弟几个相约来上海，各自做生意，一起买房子。其中一家，最小的女儿叫陈碧香，与我姐姐是初中同学，来往甚密，所以对她们一家文革受到的冲击和磨难，我略有所知。

碧香姐的父亲解放前开了一家五金铺子，解放后公私合营，老板就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人。碧香的母亲是一位清秀俊美勤劳持家的闽南女人，她与碧香的父亲是表兄妹结婚，所以，碧香的二个哥哥都有点弱智，只有碧香姐是正常健康的。碧香姐长的特别精致的美，细腻白净的瓜子脸上笔挺的小鼻子，大大的眼睛，目光清澈活泼，笑起来，两个甜甜的酒窝。如银铃般的笑声特别惹人喜爱。文革初期，由于解放前是开商铺的，造反派红卫兵到碧香姐家里抄家。第一次抄家，造反派是奔着扫四旧和金银财宝去的，但是啥也没有抄到。造反派不信，不久第二次去抄家，把墙壁敲了，地板也撬了，结果在地板撬起来后，发现了隐藏的金条和金银饰品，全部抄去不说，恼怒的造反派把他作为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坏分子，当场恶狠狠地对其批斗，把头按到膝盖，弯腰差不多90度，瘦小苍老的人，如同一只烧熟的大虾。

碧香姐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女人，碧香的美丽更多的是遗传她母亲的，她母亲一生从未工作过，自嫁给表兄后，就一直操劳家务，抚养孩子。也许是长辈主婚，也许是解放后他们这样家庭的命运多舜，当时弄堂里面，经常可以听见碧香姐父母争吵的声音。碧香姐的父亲后来早早的去世，留下母亲一个人带着碧香和有点弱智的大哥一起生活。此时碧香姐的二哥已经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大哥的弱智比较严重，一直不能上学，更无法工作。后来，因为家里实在无法生活了，居委会才让她大哥去了弄堂纸板加工厂，每天做一些糊纸板，晒纸板的简单工作，总算能自给自足。

碧香姐69年毕业的时候，全国上山下乡掀起热潮，她因为出身成份不好，被强行分配去了江西农村插队落户，70年，她18岁，一个娇弱的女子，哪有力气扛着行李去挤火车？她家又没有人能帮忙送她，当年我15岁，就成了唯一能帮她的男人，代表她家里人去上海北站送她，在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情况下，帮助她把行李箱包放到火车架子上。碧香姐几乎是被人流推涌着进到车厢里的。要不是我帮忙，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扛着行李箱上火车的。当火车车笛鸣响的时候，一双细白的小手向我挥着，我看见她哭了。我明白，她对那个陌生的穷乡僻壤，心中害怕。我姐比她更早，去了黑龙江龙镇农场。此后，她们相隔千里，一个在冰天雪地的北疆战天斗地，一个在山峦重重的竹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们时常通信。互诉劳动艰苦，生活艰难。

大约是3年后，碧香姐回上海，21岁，青春让她越发的漂亮起来，但是她漂亮的大眼睛里，似乎隐藏着哀愁。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没有再回江西那个贫困山村去。而是开始学习唱歌和跳芭蕾舞。在她那个有点昏暗的房间里，她不断练习劈叉(八字开，一字开）穿上芭蕾舞鞋，踮脚站立。我记得有一个动作（软后翻）是练习身体的柔软度，身体向后弯曲，直至双手撑地。一般此时需要一个人托住她的腰部，我当时刚进工厂，平时住在近郊的工厂，周六回家，周日没啥事，于是每个星期天就成了她的陪练。特别是协助她练那个软后翻的动作。在冯小刚的电影-《芳华》里面有一个文工团员练功的镜头，其中就有一个女演员做这个软后翻的动作，镜头一晃而过，但是我在那些年里，几乎每个周日就会协助碧香姐做上几十个软后翻。我托住她的腰，常常会触碰到她光滑如丝的肌肤，夏季，她柔软的身体慢慢向后翻时，已经发育的胸脯，更是凸显在我的眼前，青春时期旺盛的荷尔蒙常常在那个时候让我身体起了反应，而她的眼神是那般的纯真无邪，令我自感羞愧。

对陈碧香插队落户回来就开始拼命的练功练唱，我有些不解。在陪她练功的闲暇时间，我从她闪烁其词，遮遮掩掩的话语中，知道了一些她在插队时的苦难遭遇。她的遭遇让我想到了那张知青结婚的画。

她出身不好，她身材娇柔，她美丽动人，在那个年代，这些都成为苦难的宿命。她插队落户到江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美丽容颜，在她插队落户地区颇有点广为人知的味道，结果，邻村的知青点，有一位操着普通话的高干子女，带着人，到她所在的知青宿舍，强行与她“谈朋友”，每次来，就把宿舍里面的其他知青赶走，明里谈朋友，实际持强凌弱，好多次强吻，碧香姐迫于困境，只能答应与他谈朋友，但让她感到屈辱和恐惧。好在知青宿舍里，有一位知青的父母是上海歌剧院的演员，对她说，你的身体条件很好，如果能考入艺术团体，就可以离开这个充满噩梦的山村，于是她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失魂落魄的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她辗转托人，找到了位于常熟路弄堂里的上海歌剧院的老师，开始每天练嗓子，学唱歌。有几次带我去她老师那里，让我也学习唱歌，现在回想起来，我喜欢唱歌，有一段时期在工厂，每天清晨起来练声就是受她的影响。碧香姐坚持练功练唱好几年，我明白了，她已经把考取艺术院校当做摆脱苦难解放自己的唯一道路。后来碧香姐多次考艺术团体都没能如愿。但她在努力抗争命运的过程中，有幸结识了歌剧院一位钢琴演奏家，结为夫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她们双双去了德国。据说，碧香姐生育了2个小孩，都非常的漂亮。看来她过得很幸福，而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5弄26号：朱章绣

高邮路5弄26号居住着袁世凯的孙媳朱章绣一家。

年抗战胜利，20岁的朱章绣与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卫，在天津举行了中西合璧的盛大婚礼。公公是袁世凯的第六个儿子袁克桓。婚后不久，袁家卫赴美国留学。朱章绣留在天津。新中国初建时，动员海外游子归国报效国家，朱章绣也写信动员丈夫回来，后经国务院特批，一家人回到朱章绣的出生地——上海。政府当时还给他们颁发了归国服务证书。他们生育了二个儿子。文革以前，一家四口生活安定，文革爆发，天下大乱，丈夫的单位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的造反派几次三番地来抄家，不抄别的，专抄金银财宝。当初朱章绣娘家给的那些陪嫁珠宝都在那个时期被抄走了，这些珠宝首饰原先她都存放在中国银行的保险箱里，她父亲也在中国银行租用了保险箱，存放珍贵的东西。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发现了他们租用中国银行保险箱的单据，于是顺藤摸瓜，押着朱章绣到中国银行打开保险箱，拿走里面所有的东西。在中国银行保险库，还碰上了熟人刘靖基老先生，也是被造反派押解着去开保险箱的。他们打了照面，谁也不敢说话，装着不认识。最初来的造反派还有登记，后来来的连登记也没有，最后，把他们的生活用品和家具也都统统搬走了，甚至掘地板，说他们在地板里窝藏了黄金。朱章绣最痛惜的是她祖父朱有济为上海外滩海关大楼奠基时的纪念品——一把很有纪念意义的金抹子，就是在那时被抄走，后来一直下落不明。

而在我的印象里，文革初期袁世凯孙媳妇朱章绣家被抄，抄出来大量的连环画，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都是全套全本的。还有好多解放后出版的连环画，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到连环画的摊子上看连环画是要一分钱看一本的，看全本三国演义要看60本呢。简直是奢侈的事情。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连环画，自然是开心的不得了。连环画被搬上板车，送到居委会，我们一帮子小孩就跟在后面，总想着去看看连环画。但是到最后，我也没能看到这些连环画。连环画最后也不知所终了。

文革中，朱章绣等一批“牛鬼蛇神”是要每天上街扫地，清理垃圾死角，做很多体力劳动的，那时候叫劳动改造。还没有到“文革”结束，年，他们的境遇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先被颠倒的生活，一下子又被颠倒了过来。——原来是——袁家骝、吴健雄夫妇要回国来了讲学了。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又是周总理请来的客人，顿时把当时的统战部门忙死。因为吴健雄博士的弟弟吴建豪已经在“文革”中被逼致死了，为了挽回影响，政府决定立即改善他们其他亲戚的生活条件，尽可能让他们看到国家好的一面。袁家骝、吴健雄夫妇提出要见的亲属中，首先就提到了袁卫、朱章绣夫妇，因为朱章绣夫妇对她们的父母极尽照顾关怀。这么一来，他们周围的面孔一夜之间全变了，袁家卫不是“牛鬼”了，朱章绣也不需要上街扫地了，被占的房子也立马归还了。更有甚者，国务院直接派了专员南下上海，到袁家“慰问”，实际上是检查一下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结果检查下来认为不行，穿的衣服太破旧，住的房子也太破旧，这让人家看了，国家太没面子了。然而这好办，“突击整治”、“突击装修”就是了。当时刚刚被“解放”了、恢复工作的市委老干部、统战部部长韩仰山说：“那就赶快把冻结的工资发还一些吧，叫他们做点新衣服。”于是，先“冰释”了三千元袁家卫的工资，算作为“治装费”和添置家具的费用吧，因为家里实在是空空如也，连床都没有，家里可以骑自行车。但房子自己没法修，只得靠房管所，这时离袁家骝夫妇到上海只差一个星期了，。房管所急了，派了大队人马，刷墙的、铺地板的、排电线的，一窝蜂地全来了，弄得袁家人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袁家骝、吴健雄夫妇终于回到上海了。那时的政治气氛还是“四人帮”的一套，虽然是周总理请来的客人，但是在上海还是倍受监视，他们与亲戚们见面，旁边总有人“陪同”。吴健雄问朱章绣日子过得怎么样，当时都吓得不敢说话，只能战战兢兢地说：“挺好，挺好……”，吴健雄看出他们的尴尬，又想起自己死难的弟弟，难过地直抹眼泪。袁家骝、吴健雄在与袁家卫、朱章绣私下聊天时，曾提出，想回河南老家看看，给老人上上坟……话一出口，把朱章绣吓得个半死。那时是年，“文革”还未结束，你袁家老人是谁？是袁世凯呀！早就批判了几十年了，坟有没有还不知道，说不定早就被造反派给扒了，赶紧对他说：“算了，算了，趁早别去了！”她心想，去给袁世凯上坟？这是多大的罪名呀！，你们海外华侨知道什么？说不定你们前脚走了，我们后头又要遭殃了。

袁家骝自然弄不明白，给祖宗上坟怎么了？在周总理接见他们的时候，他熬不住还是把这个要求提了出来，想不到周总理居然同意了！不仅当即答应了，还说：“应该去。你爷爷是政治家，你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

从那次以后，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先后六次回大陆讲学或探亲，期间还专门来到高邮路5弄朱章绣家里探望。看到他们的小儿子袁弘式功课那么出色，数学竞赛全市第一名，就主动建议他到美国去深造。后来由吴健雄向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推荐。现在袁弘式早已学成毕业，担任了大学教授。大儿子袁弘建也赴美留学，在密苏里州立大学获硕士学位，现在是电脑工程师。

5弄34号：陶金

高邮路5弄34号，表演艺术家陶金旧居。

陶金(.1.22---.9.28)男，表演艺术家、编导，江苏苏州人，在北平长大。年陶金于北平参加了唐槐秋的中国旅行话剧团。年抗战爆发后与一些进步电影工作者一起参加了“中制”。抗战胜利后，陶金回到上海，加入昆仑影片公司。年，受史东山和蔡楚生邀请，他先后主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两部影片。全国解放后，陶金从香港回到上海。年，陶金参加了影片《宋景诗》的拍摄，受到观众的称赞。此后，陶金专门从事导演工作。年春，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在美国展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陶金主演《一江春水向东流》

58年，陶金被打成“右派”，被逼搬到香花桥路去了。之后，据弄堂里小伙伴说，夏沫一家搬进去住了。夏沫是养花的专家，他家养了很多的杜鹃花，茶花，兰花等，很出名。他有嫁接的高超技术，一株杜鹃花，可以开出不同颜色的花朵。当年，中山公园开杜鹃花展，还到他家借花呢。

5弄2号

高邮路5弄2号是幢三层楼的洋房，楼顶是一个大大的露台。89年国庆40周年，我带着女儿到2号楼顶上看焰火，当年在这里向东能看到人民广场放的焰火，向南能看到徐家汇放的焰火。

2号，解放前是一位外国银行襄理的住宅。这幢房子有2个楼梯，室内的是宽宽的大理石材质做的，每层楼梯的间距特别的低，估计建造时专门考虑到主人家有老人和孩子，可以安全的上上下下。另一个室外的楼梯，就显得很窄仄，每层楼梯的间距特别的高，沿着宽宽的楼梯，进入到朝南的主人房间，沿着窄仄的楼梯进入到几间朝北的小房间，摆明了是给佣人住的。上海解放时，这户人家跑了。房子成为政府所有了，被划拨给了华东贸易部，成了南下领导干部的宿舍。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一位北京的女士发的照片，是当年2号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的父亲，当年是南下干部，在华东贸易局工作。她父亲去世后，这位女士整理老照片，发现了他父亲在2号楼下留影的照片，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就在网上问，我恰巧看到了，就告诉她，这是上海高邮路五弄2号，当年华东贸易局的宿舍。

5弄22号

高邮路5弄22号是一幢有点奇特的南北走向的二层建筑，底层是一长排车库，南面有小小狭窄的铁扶梯，沿着铁扶梯走上二楼，一条长长的通道，由于通道两边东西向是一间一间的房间，通道里面有点昏暗，东西两边的每个房间都不过10平方米。向东或向西有一扇小窗，透进光线来。据说，这是当时为周围一片洋房配置的车库和供门房人，司机，佣人以及花匠们居住的地方。在我记事的时候，这幢有点奇特的房子楼上楼下住了高姓二兄弟。他们的小儿子都是我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底层的车库有几间被改成了住的房间，车库宽宽大大的门，改成小门户，上海人称这样的房子为：汽车间。文革前，在最南面的一个车库里是有一辆轿车的，开轿车的是住在5弄36号里的，医院的外科主任邵医生。当时开轿车上下班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每当我看到邵医生高大而肥胖的身躯钻进小汽车里，就觉得好奇。总忍不住多看几眼。

高邮路的故事，反映出民国和新中国的各个时代变迁和各种人物在大时代中的命运沉浮。高邮路还有好多的故事，容我在将来的日子，再娓娓道来。

接下来，请朋友与我一起走一走高邮路五弄。感受一下花园老洋房的风采和有点被打破的宁静。

5弄38号，是弄内一座较大的花园洋房

5弄44号

5弄52号，原来的洋房被改造成新楼。也有一段精彩故事

躲在五弄28号里面的酒吧

悠悠然的石梯，几代人在这里拾阶而上，进入温馨的家

老式的门铃。多少次，门铃声响起，主人开门，迎接到访的客人……

5弄14号，这块空地上，我的孩童时代在这里玩过刮刮片，别菱角，打弹子。

深巷小酒吧

5弄3号～5号

弄堂小路

5弄23号，武康公寓

后记

从年开始，我有了写写高邮路以及5弄的念头。到年写成“我的高邮路记忆”初稿。年朋友黄玉权为我印了本“我的高邮路记忆”。年6月16日凌晨一点钟醒来，竟然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假寐之中，脑海里闪回高邮路五弄，细想，那里应该是我的前半生。那种想把前半生记载下来的念头，在这个不眠的凌晨，再次蠢蠢欲动。

头脑慢慢的清晰起来，终于写作的冲动让我拿起手机，把反复思考的写作思路记下来。结合年的初稿，终于用美篇软件，写下了“住在高邮路五弄”。

在这里把本文中有关的几个后续事情也写入后记中：

1、在陈碧香一章里，当年在插队的地方追着陈碧香的那个高干子女，我的好朋友彭宪告诉我，那是文革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的儿子。

2、5弄9号刘伯年一章中，刘伯年用毛主席诗词治印，结果，被人告密，当时的湖南派出所管段民警到家里把多个篆刻都搜走了。后来，这位管段民警的儿子与我联系，说可惜了，他父亲不久前过世了，不然也许可以知道这些珍贵的篆刻去了哪里。

3、关于陶金故居，在官方的衡复风貌区高邮路资料中，说陶金故居是五弄31号，我在写作中，几次去五弄寻找，但是五弄里没有31号。我自己的印象是陶金故居是五弄34号，在五弄老邻居群里，五弄邻居为我证实了，陶金故居是五弄34号。

4、我的好多同学，五弄邻居，都给我说了许多高邮路以及五弄的故事。真的感谢大家！

来源：“乐哥”美篇

鸣谢：乐哥先生赐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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